1. 首页
  2. 大杂烩

东汉余光 全民迷信化

东汉王朝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权臣多近儒”,这是东汉王朝的最大特色,也是光武帝刘秀探索的理想政治路线。全民“敬儒”,让国内形成一种长兴不衰的学习气氛。这都是光武帝刘秀亲手打造的结果。据传,刘秀每到一地,都会遍访名儒大雅,以示对学问的尊敬。在兴建太学、优待学者和修订典籍等方面的力度,想必只有忠实的儒家原教旨信徒王莽能与之相提并论。就中国历史来说,无人能超越刘秀对儒家的热衷,更无哪朝能超越东汉对儒学的普及。

在光武帝刘秀的一手努力之下,东汉帝国内出现了儒家学术繁荣鼎盛的局面。在光武帝时期,太学生在京城洛阳人口中的比例惊人。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就全国而论,每万名百姓中即有六位是太学生,顶级知识分子在国家总人口中的比重如此之高,世所罕见。

迷信

在东汉初年,由于光武帝刘秀的大力提倡,儒学得到空前繁荣;加上中央财政上的支持,朝廷内部的太学、国郡官学得到空前发展。官方政治文化的繁荣,又带动了民间私学的腾飞。在此基础之上,一门几代人研究一门儒家经学的士大夫家族处处可见。这些家族拥有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有实力教育一批学生。因此,社会上总是出现一个家族中的名儒教授数百,甚至上千名学生的宏大场面。据史书记载,这些广收门徒,足不出户便可知晓天下大事的大才鸿儒在国中的数量相当之多,譬如:讲授《尚书》的曹曾,“门徒三千人”;讲授《公羊严氏春秋》的丁恭,“诸生自远方而至者,著录数千人”;讲授《严氏春秋》的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去世时,“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讲授《颜氏春秋》的张玄,“著录千余人”;学通《五经》的蔡玄,“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一万六千人”……这都是东汉兴盛时的局面,而事实上,即便东汉走向衰败的后晚期,国内依然呈现出“尊儒学儒”的良好风气,再譬如:东汉末年,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而讲授《春秋左氏》的颍容避难荆州,竟仍然能聚众学徒上千人。

表面上看,这种学习氛围对国家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有人认为,因为大量人才的出现,使得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成为轻而易举之事。在此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能参与国家政治,越来越多的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正面的观点,而事实上,刘秀宣扬的儒家政治思想与王莽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王莽尊重儒家思想经典著作中的原教旨精神;而刘秀主张的儒家思想则是在承认谶纬之学前提下铺展开来的。因此,东汉时期推行的“全民学习”运动,很难诞生出纯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更难以出现不悖离儒家教义的政治思想来。

谶纬之学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且无人能完全掌握,更不可能实现对未来的预测和控制,因此,相信谶纬之学就是一种生活乐趣,度过余光而已,但光武帝刘秀却将其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并神圣地认为谶纬之学是政治思想的源泉,而学习谶纬之学的最终结果,是成为方士,甚至是算命先生。以这些人来治理国家,显然是荒唐可笑的,刘秀却认为这神圣的、高贵的。在此情况之下,“全民学习”就变成全民迷信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宿命论,认为自己的一生是有预定的,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可强求,甚至认为不可刻意努力。

光武帝晚年,为了将谶纬之学的“神圣地位”确立下来,刘秀下令全国上下,学儒学者必修谶纬之学。光武帝刘秀的这一诏书下达之后,全国上下一致响应,越来越多的名儒大才开始涉猎谶纬之学,并在学术上为其辩护。最终,越来越多的真才实学者沦为方士,成为国家政治教育的悲剧。

据传,东汉有个著名大儒仁安,《后汉书·儒林传》称,“仁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穷极其术。”还有一位著名儒家学者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九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好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旬》。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数一书陈救灾变之术。”

《河洛》、风角杂书等书籍都是空洞的谶纬著作,绝无学术价值,甚至被今人认为是不学无术之书,而东汉著名学者仁安和景鸾都研习一生,可见当时学术氛围差到什么程度。经过毕生的研究,最终自己成为不学无术的方士,未免让人啼笑皆非。事实上,这也折射出另一个社会侧面,即“全民学习”带来的结果却是“全民迷信化”,甚至是全民精神大倒退。因此,一生学习之后,学者和百姓们竟感到自己什么都没学到,是在令人尴尬。

谶纬之学对东汉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它不但影响到学者的研究方向,且左右着国家政治思想的走向。最后,谶纬之学渗透到国家正规教育思想和内容之中。当时,民间的私学课堂上,也能经常见到谶纬之学的内容。由于谶纬之学对儒家经文的巨大扭曲,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儒家经典著作,而是沉迷于谶纬蛊惑之学之中。很明显,儒家思想中,将谶纬之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左右儒家经典著作的思想走访,成为东汉思想文明中最突然的特点。将谶纬植根于正规教育制度中,也是东汉帝国的首创。

当时,南阳有个学者名叫樊英,本是个著作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尤其擅长《易学》。此时,天下人都已学习谶纬之学,樊英竟找不到志同道合之辈,不得不改学大量“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异灾”之学。此时,樊英竟能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之后,他归乡隐居,因是谶纬之学方面的学者,竟收容了大量门徒,“以图纬教授”。换言之,如果樊英不学习谶纬,就不可能在学术界立足,更不可能收容一大批学生。

东汉学者们收容门徒越来越多,并形成自己的势力,即从“学者学阀”演变成军阀。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早在西汉年间,学者们膝下的门徒极少,《史记》、《汉书》中多有记载。而东汉则全然不同,学者们少有名气,就会收容成百上千的门徒,甚至上万。由于门徒过多,有的学生一生都未与老师蒙面。郑玄是马融的门生,但由于学生太多,郑玄始终未曾见过恩师马融。

学者势力发展到东汉中后期,渐渐成为一个个实力强大的“学阀”,希声附光者越来越多。东汉末年爆发了著名的“党锢之乱”。东汉皇帝和宦官集团为了削弱学阀势力,将“党锢之乱”打击面无限扩大,最终株连了多种学阀势力。事实证明,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是学阀势力造成的,而不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个单纯的儒臣。

更让人惊恐的是,东汉末年的学阀竟一个个地演变成了“军阀”,其突出代表就是袁绍。袁绍七世祖袁良以研究儒家经典《易经》著名,由此起家,西汉时任太子舍人,其学术传至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做过西汉王朝的郡太守、司空、司徒。自此之后,袁氏家族成为东汉帝国的显官。袁绍曾任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后来,董卓发动叛乱,袁绍利用自家学阀的资源,很快聚集起一批人才于身边,形成北方势力,与董卓势均力敌。由此,袁绍便从学阀家族发展为军阀。

这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产生混战的根本原因。就世界范围内来说,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学阀演变成军阀的现象,其源头依然是在光武帝刘秀身上。是他,让东汉王朝形成了“全民学习”,并形成以学习为纽带的社会势力关系。

东汉朝将谶纬之学定为“国学”,为后世历代王朝代来了深刻影响,并麻烦不断。汉末,谶纬之风渐弱,当政者不断禁谶。到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时,即颁布法令,禁止“内学、兵书”,所谓“内书”,即是谶纬之书;晋武帝司马炎曾“禁星气谶纬之学”;隋唐时期,隋炀帝即位时,就下令“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

在谶纬政治的左右之下,东汉帝国一天天地衰败,社会一天天地走向“全民迷信化”,使一个浩浩荡荡的汉帝国走到崩溃的边缘。

发布者:saigege,本文摘自网络,如涉及版权请告知,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交流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