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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侠五义和七侠五义,有什么关系?

我国的古典名著非常之多,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但是其中总是有一些比较相似,比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仅仅是一字之差,但却是两本完全不同的书。不过,因为这两本书中有很多人物都是一致的,所以看来看去会让人对它们有些分不清楚,那么,这两本书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要了解《三侠五义》和《七侠五义》的关系,必须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清代小说家、著名评话家石玉昆;另一个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俞樾。
石玉昆别名石振之,号“问竹主人”,人物“石先生”、“石三爷”,大约出生于清代乾隆末期,死于同治十年,石玉昆说书技艺之高超,时人称赞说:“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石玉昆不但书说得好,还能别出心裁、自成机杼,开创出新的题材类型。
石玉昆早期以讲包公案为主,与之同时代的说书艺人总是说,“玉昆三爷说了一辈子的包公案”,“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辈子的”。但是,随着讲书技艺成熟,创作思维出开始活跃起来了。在后期的说书活动中,石玉昆开始有意无意地把包公审案的故事与江湖侠义题材结合起来,别开生面,开创出了一种公案侠义小说体裁来。
故子弟书《石玉昆》中有说:“编来宋代包公案,
成就当时石玉昆。”考证大师胡适通过对石玉昆代表作《三侠五义》的考证,结论是:“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
写各位侠客义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
石玉昆早年演出,乃是有说有唱的,现存有以《包公案》、《龙图公案》为名的说唱本多种,分藏于北京首都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等地。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石玉昆后来在《龙图公案》的基础上加入的大量江湖侠义元素,基本上是随编、随演、随说。弟子听得有趣,耳提面命,复述笔录,另成《龙图耳录》。
《龙图耳录》编成后,卷首说得分明:“《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虽则传奇志异,
难免鬼怪妖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
这“攒出的惊天动地之文”,初名《忠烈侠义传》,后改名《三侠五义》,共一百二十回,于光绪五年由北京聚珍堂出版。
《三侠五义》前六十回,讲的是北宋仁宗年间,河南陈州大旱,包拯奉命到陈州放粮,在侠客、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的故事。后六十回,写众侠客义士协助大学士颜查散剪除襄阳王、诛强锄暴的故事。
《三侠五义》书中出现的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武功技击,以及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人皮面具等江湖勾当,对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影响巨大,被称为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
清末学者俞樾在苏州读到《三侠五义》,大加赞赏,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但他认为“惟其第一回,叙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白家老妪之谈,未足入黄车使者之录。余因为别撰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
另外,又认为原书中的三侠为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和丁兆蕙兄弟,其实是四位,于是又增加上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称七侠;原五鼠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仍为五义士,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于光绪十五年作序刊行。
俞樾的改本并未得到内行人的认可。以鲁迅为例。
鲁迅称《三侠五义》“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对于俞樾的改本,他于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信胡适说:“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
对于鲁迅的提议,胡适完全赞同。1925年,亚东图书馆听从了胡适的建议,重印《三侠五义》时选用原本。胡适在“序”中补充说明:“《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
不过,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应该了解,从故事情节来说,《三侠五义》和《七侠五义》的差异,也只有第一回不同而已。至于文字上有些加工润色之处,自然是俞樾的改本要雅致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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