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怎么知道夏朝和商朝的历史的?

说到司马迁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的他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史记》这本书的强大的小编也不用多说了,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问题,那就是司马迁虽然写《史记》但是他会把以前的夏朝和商朝的历史都会写出来的,其实这几个朝代的历史资料非常少,那么司马迁是怎么做到收集资料的呢?下面我们不妨就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
第一,别责怪司马迁对夏朝商朝的记载不够详细。《史记》作于公元前100年前后,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已经过去了2000年;距开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业已过去了1500年。而且,又是在那个文明尚不很发达的时代,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老司马已相当不容易了。
第二,也千万别对《史记》抱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那只能反证自己浅薄。几乎所有严肃的古代史学家和当今学者,都对《史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括《夏本纪》和《殷本纪》。
篇幅有限,商朝历史也更清晰,咱们着重聊《史记》的《殷本纪》,看看司马迁都依据了哪些史料。
《殷本纪》对商代史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极高的价值。
201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的重要成果,由宋镇豪先生主编的11卷本《商代史》正式出版。这部700多万字的断代史,填补了中国上古史的空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开创性工作。
这部书的第二卷,是韩江苏、江林昌所著的《〈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两位作者,开篇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引录如下——
“从史料学角度看,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史的材料已比较丰富,不仅有历代 史学家补充积累起来的传世文献,更有20世纪考古发现的大量地下材料。
在这众多材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材料还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这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产生于公元前100年前后,体现了其时间的早期性;
也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以世系为时间坐标,以历代殷王贵族大臣为叙述中 心,钩稽商民族自先商时期至整个商代长达约一千年的历史,体现了其系统
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作《殷本纪》时,所用材料的原始性和叙述史事的公正性,从而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可靠性。《殷本纪》的系统完
整性为我们构建商代史提供了框架基础,而其客观可靠性又使我们复原一个真实的商代史成为可能。
《殷本纪》与《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一样,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司马迁著述《史记》时的主客观方面因素有关。”
这是顶级专业学者的精准评价了。
关于司马迁的家学和师承。
司马迁的始祖,是五帝之一颛顼氏属下的大臣重黎氏,掌管天文地理。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代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之一支任司马之职,赐姓司马氏。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而因袭相传。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汉武帝麾下太史令。司马谈的老师,是汉武帝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当时著名的《易》学家杨何,以及道家学派的黄生。司马谈由此形成了自己对先秦学术的系统认识,著有《论六家要指》。
司马迁后来的成就,与司马谈的史学家教密不可分。
司马迁十岁左右通习古文。所谓“古文”,既是指识读古文字,也是指诵读以古文字书写的先秦典籍。
向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说主张大一统思想,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有重大影响。
这样的家学与师承,从小使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学素养与知识,为他日后编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关于《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司马迁从小饱读先秦典籍,熔铸先秦古书文献,确保了《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继父之职,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博览皇家图籍。经过西汉前期的努力,到司马迁时,皇家图书资料已很丰富。孝惠四年,朝廷下令去除挟书之律,壁藏者纷纷显身。文帝之时,更开献书之路、立博士之官。及景帝、武帝之时,已是百家腾跃;河间献王、鲁恭王好书求士之风,更是闻名于天下。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都聚集到了司马迁那里。他说:“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于是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这种独特的条件,使司马迁进一步广读天下群书,对先秦传世古籍得以最全面把握。
正是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能采集先秦传世典籍,并将其融汇贯通,条理分类,从而将五帝以来2500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
司马迁自己说到了他写《史记》所依据的主要典籍——
1,“六经”典籍。
《太史公自序》说:史记“凡百三十篇,五十ニ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总体上讲,《史记》所依据的是《六经》和其他典籍。
《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说,按照孔子的折中办法处理典籍之间的异同。
《五帝本纪赞》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是说明了《五帝本纪》的文献依据。
《夏本纪赞》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他认为,《夏小正》是可参考文献。
《殷本纪赞》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是说商族祖先为契,这是可信的。
《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认为,不少古籍的五帝和三代的一些年谱不太可信,所以他的《史记》中没有列入。
2,诸子百家书籍。
《管晏列传赞》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孙子吴起列赞》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者。”
《司马穰苴列赞》说:“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商君列传赞》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赵人…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这是说到了他所依据的诸子百家书籍,并说世间常见之书他便不再介绍、引用。
3,历史、地理等书。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谋》。”
《大宛列传赞》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六国年表序》说:“太史公读《秦记》。” 《儒林列传序》说:“余读《功令》。”
这是他依据的一部分历史地理典籍。
有关司马迁著《史记》,博采先秦典籍的事实,《汉书》、《后汉书》均有大致相同的说明——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
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实录”、“求信”。司马迁作《史记》,自称是
“实述”、“整齐”。《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实录”精神,博采先秦“六经”“诸子”典籍。
《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近十种。
具体来说—— 司马迁作《史记》时,取材主要是来自六艺经传。《五帝本纪》几乎完全采用了《尚书》之《尧典》、《舜典》,《大戴礼记》之《五帝德》、
《帝系姓》。《夏本纪》完全采用了《尚书》之《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诸篇,及《大戴礼记》之《夏小正》。《殷本纪》、《宋世家》全载
《尚书》之《汤誓》、《洪范》、《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及《诗经》之《商颂》。《周本纪》、《鲁世家》则全面采用《诗经》之《大雅》、《小雅》、《周颂》、《鲁颂》,以及《尚书》之《牧誓》、《金縢》全篇
;《无逸》、《吕刑》、《费誓》、《多士》、《顾命》之部分内容或大意。
关于《殷本纪》叙事的真实性。
司马迁为了编纂《史记》,不仅利用太史令职务之便利饱读天下典籍,还游历天下,进行实地考察,以调查所得的活资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从而增强了《史记》所叙史事的真实性。
他曾“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并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天下;还奉使出游西南。
《史记》中有许多关于实地考察的具体记载——
《五帝本纪》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周本纪》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ト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
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孟尝君列传赞》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世家赞》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孔子世家费》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
《淮阴侯列传赞》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与传世文献、口耳传闻资料相“协调”“整齐”,最后著成《史记》。 所以,韩江苏和江林昌说——
“因此,《史记》一书的历史真实可靠性实非一般坐拥书城而成的史书所能比拟”。关于《夏本纪》,北大考古院副院长孙庆伟教授亦有极高评价。限于篇幅,不多赘述。可参看他写的《鼏宅禹迹》一书。
当然,不能说《史记》没有不足——其一是秦始皇“焚书”,使无数典籍灰飞烟灭,老司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非“雅言”的一些史料宁可舍弃也不选用,造成了于史实的偏差,比如对于商王世系关于王亥的记载。但这毕竟是白玉微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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