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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是怎么看戏的?

说到清朝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清朝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朝代,当时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关于清朝的历史还是有很多的,当然了,老百姓对于清朝的认识也是最深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宫廷剧都是取自当时清朝时期的背景题材进行创作的,当然了,清朝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娱乐也是有不少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清朝人是怎么看戏的?
同治、光绪年间曾在广东多地任州县官的浙江山阴人杜凤治,留下了41本、字数达数百万字的日记,收藏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现收藏于图书馆)。日记有很多关于看戏的记载,就是研究广东戏曲史的珍贵史料。
庆典演出排场不小
因为不少演员参与了咸丰年间的红兵起事,官府一度禁止演戏,后来也没有明令开禁。但官员为娱乐、庆典的需要,特别是总督瑞麟喜欢看戏,在同治中期戏剧已开禁,并成为城乡文化生活,特别是官员、富商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日记多次记载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他们的亲属因升官、到任、离任、生日设戏宴的事,这些戏宴都由南海知县杜凤治安排,因为他作为省城城区主管官员,有直接管理戏班的权责,他通常都是省城高官衙署演戏的操办者,并承担演戏的大部分费用。
遇有重要皇家庆典,在督署连演数日戏已经成为惯例。如同治十一年慈禧太后诞辰,瑞麟在督署演戏三日,杜凤治自己花费了千多两银子。
演戏有时相当频密。同治十年(1872)七月,瑞麟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后转文华殿),省城各官为庆贺共送戏、宴。七月十二日慈安皇太后万寿,演戏三日。同月廿八日省城众官饯别刚来即调走的巡抚刘长佑,设宴、演戏于省城大佛寺。戏班本来定好廿九日到香港演出,但被官府留住为刘长佑饯行演出。瑞麟、刘长佑离席后,杜凤治和番禺知县胡鉴本想再留戏班继续演出,但其他官员也不想继续看,于是戏班就立即去码头登上赴香港的轮船。
为官员演出,对戏班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官买”或变相徭役。官府向戏班支付的费用比民间低得多。同治十年皇帝万寿省城演戏庆贺,瑞麟询问戏班,得知两首县每日只给40元,而民间则要给200元,于是对戏班说,你们好好演出,除两县的40元外,我另加100元,为此次演戏,瑞麟共花了300元。
同治十一年正月,瑞麟决定省城的现任官团拜时在大佛寺善后局后厅演戏,费用由藩台以下各官分摊,不足部分两首县负责。从请戏班到借桌椅,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都要措办。瑞麟还命传“周天乐”戏班正月十六到十八在督署演戏,十九日传“连高升”班进督署演出,二十日则传“周天乐”在大佛寺原按察使孙观升任直隶布政使饯行。但“周天乐”班预定了正月十二日到澳门演出,于是又命传“普尧天”班。可见当日已有多个戏班在省城及港澳演出。演戏不仅要请戏班,还有费用、场地、宴会、排位、治安等事务,杜凤治连日与番禺知县胡鉴以及瑞麟亲信广粮通判方功惠(著名藏书家)商议、筹备。廿二日,胡鉴又在番禺县署灯戏,廿四日谳局委员、知县聂尔康等公请海关监督崇礼。二十六日布政使邓廷楠又在自己衙署演戏为孙观饯行。在这一个月中,安排戏班成了两首县重要的公务。
瑞麟去世后,接任的两广总督英翰排场比瑞麟更大,因为太夫人最喜听戏,戏班亦带来广东。
官员看戏费用不低
其时“送戏”已成为下属巴结上司的惯例,省城以外各官也如此。杜凤治调署罗定知州,赴任路过肇庆,就与高要知县孙铸商定,知府瑞昌的太太、道台方濬师的老太太生日,请档子班演出,杜、孙各分担一日,每日洋银60元,较省城的“官价”多20元。当然,即使多这20元,戏班还是要赔钱不少。
日记又记载了一次官员集资演戏的事,演员既有官员幕客、跟班,也有一外江档子班同演,官员各集资十元。这样看来,官员看一次戏的费用不低。
中下级官员也经常为自己的庆典演戏。同治八九年间,杜凤治作为催粮委员出差潮阳,日记记载了潮阳知县张璿为其母祝寿演戏三日。在潮海关当委员的小官娄凤来儿子考中秀才,为此断续演戏十几次庆祝,其中一次连演三天。
杜凤治在罗定知州任上时,也曾请一男女档子班大喜班来衙署演出,在三堂特地搭建一小戏台,还请同城官观看。吏目钟诰也请大喜班请客清唱。杜的下属、州衙书吏以及衙署门印家人本想在杜凤治夫人生日前送戏三日,杜凤治起初拒绝,经再三请求,乃同意演戏,但不准以夫人生日的名义。官员看戏肯定不会支付合理费用,所以,戏班请求在外面加演。因为当地绅富打算酬神演戏三日。“档子班”有女演员,特别受欢迎,杜本来“恐生事端”不批准,但想到戏班为自己演戏亏了本,于是批准只演三日,责成地保并派衙役提防盗贼和火灾。
民间戏剧规模甚大
在各州县民间也有演戏之事。民间演戏多与祭祀酬神有关,一则因民间信仰,二则因便于筹资与获得官府同意。其时广东似无专门的大戏院,戏班没有固定的门票收入。乡下演戏通常会在庙宇的戏台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一般民众观看应该是免费的,戏班从筹办酬神的绅商、耆老处获得报酬。民间的绅商、耆老如何纠集巨资演戏,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惜日记没有写到。
对民间演戏,同意或禁止就凭地方官一句话。如在广宁,也有演戏和木偶戏,知县杜凤治因绅士交粮不前,并担心演戏时“藏奸”,就下令禁演戏,还要拆戏台、驱逐戏班。在四会知县任上,绅民要在天后宫演戏,杜凤治没有禁止,但因监狱中关大盗要犯,就要求绅士、书役具结保证无事,并安排加强对演戏场所的巡查。这类民间演戏观众数以千计,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大规模死伤的意外。日记记载了东莞赛会演戏,观者数千人,不幸发生火灾,烧死男女七八百人。日记也记载了南海的民间演戏。光绪二年五月,南海“澳边乡演戏、扒龙舟夺标、开赌、卖戏台看戏。杜凤治因演戏时有赌博下令禁止,并将戏班驱逐,要求当地绅耆具结日后不再演戏、开赌,但到了八月,杜凤治又得到当地重新搭建戏台的消息,于是带领衙役前往拆除,并命令伶人行会吉庆公所将戏班叫回。稍迟,杜凤治到石湾勘查劫案,日记记下此地曾“高搭戏台、四班合演”,连演三日,花费二三千金,又有七八醮台,他认为建醮演戏是引发盗案的原因,乃查问“纠资之首是何名,四班是何名目”。民间的绅商、耆老如何纠集巨资演戏,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惜日记没有记下查问的结果。光绪三年十一月,他到南海官山,其地正举办五年一次的大醮,这次大约得到了杜凤治的批准,所以没有干预。日记记载:“醮篷高耸云霄,华丽掀昂;又三戏台,名班三部同时分演,需费万余金。”。在清代,杜凤治任过职的广宁县、四会县、南海县、罗定州、佛冈厅每年地丁(地丁是清朝主要、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额分别约为八千七八百两、一万五千多两、四万八千余两、九千几百两、三千四五百两。拿石湾、官山一次演戏的费用与上述州、县、厅的地丁额比较,不难窥见民间演戏花费与规模之大。当然,戏班得到的收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其时广东的戏剧既有广东戏,也有“外江戏”。同治十三年正月,巡抚张兆栋太夫人有祝寿演戏,看“外江班”,但因“中堂(瑞麟)太太不喜看桂华外江班,十八日又请中堂太太看广东班”。光绪三年十月,按察使周恒祺升布政使,在家演女档子班,“女档昆腔极佳”。但杜凤治对广东戏评价不高。
日记记录了不少戏剧剧目。总督瑞麟宴请幕客和文武官员,演戏剧目有《胡迪骂阎》《绣襦记》《羊叔子杜元恺平吴擒孙皓》《梁山伯与祝英台》,瑞麟另一次请客演戏正本是聊斋的《胭脂》。日记还记录了总督本人对《击石苑》《白罗衫》两剧的议论。
女性演员为数不少
其时戏班已有女演员,而且某些女演员的演技为众官所知。同治十年,有次杜凤治在前任南海知县陈善圻家看戏,知道有个演员安仔,擅唱老生,陈善圻等人点唱《辕门斩子》,安仔不肯唱,陈善圻就让杜凤治去说,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安仔说:“南海杜大老爷昨封卫边街一大屋,你亦居卫边街,不怕得罪大老爷封屋乎?”安仔就先后演唱《琴挑》《山门》和《辕门斩子》。陈善圻曾任南海知县,公务繁忙,与演员地位悬殊,却知道安仔的住处,从日记描写的情景看,两人也有点熟络。安仔在陈善圻面前任性了一下,但对不那么熟悉的杜凤治看来还是有点怕的,毕竟南海知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演员和戏班的命运。
女性演员社会地位很低,往往成为有权有钱者猎艳的对象。日记说:“近年官场莫不狎游,以故女档子日见其多。”督署前的华宁里有一间趣宜馆,有女优陪酒、卖淫,光顾者多为官员、幕客,杜凤治曾会同番禺知县胡鉴去查封。一个清饷局委员迷于女优,致使其妻自杀。瑞麟曾告诉杜凤治,听说署理广州知府也“新纳一女档子”。杜凤治在罗定州衙署看戏时,知道戏班女演员采莲的姐姐(也是“档子”)被同僚叶大同(翰林,散馆知县)买为妾,便特地询问采莲,并再用七八十字写关于叶大同纳妾的事。本来,官员在任缺之地纳妾,特别是娶“倡优”为妾,有违官箴,但这种事官场已不以为怪,还成了官员中的八卦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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