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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不抵抗 张学良为何不夺回东北?

九一八事变
都说中国抗日战争打了8年,其实确切的应该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东北沦陷那天,抗日战争就已经如星星之火般点亮全国。那么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什么选择不抵抗呢?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不抵抗
无论日本人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其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在这个世界上赢得平等、尊重。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比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堪称“忍”之最的内定牺牲关玉衡,也属这种“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就放弃它的国策吗?而且,这种“大谋”会不会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么,少帅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吗?
准备好了——不抵抗。
缘何不抵抗?——判断错误。
59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GK电视台采访时说:
当时我在北平养病。我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是我邀请英国大使正在观赏梅兰芳演戏的时候。接到报告我遂回家,并指示部下不要抵抗。因为我是全不知道状况,需要暂时观察情势……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党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注意,他说的是“当日”。
当日判断错误,以为日军还像以往那样,是寻衅闹事的局部事件,而不是要发动战争,你打我就跑,让你打不着。有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等你觉得拍打得没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吗?
那么,接下来已经不需要判断了,辽吉两省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已经遍插膏药旗了呢?
西安事变好像是豁出去了、拼命了吧?
唐德刚给张学良做口述史时,一次,张学良对唐德刚说他的弱点是一辈子没有过上司。唐德刚发问:“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张学良答道:“他是我父亲,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唐德刚再问:“蒋介石不是你的上司?”张学良笑着答道:“所以他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
竟是这么简单?
蒋介石对张学良发了脾气,一辈子没有过上司的任性的少帅,就把这个上司抓了起来,就弄出个西安事变。不是上司而是侵略者的日本鬼子,弄出个九一八事变,占了他的东三省,这位比老蒋的脾气还大,堪称“中国第一脾气”、“中国第一任性”的少帅的脾性呢?
9月6日,正是日本人把“中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步步紧逼之际,张学良在给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荣臻的电报中,说: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忍让,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则称:
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为什么“必定要失败”呢?因为日本、日军太强大了。
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说:“日本军队厉害,真厉害”,“那人家训练好,装备好”。“日本厉害,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就算剩一个人也打,这是数量上不能比的。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
还未开战,先自气馁。
在东北各级官员中,恐日病已经深入人心。
事变后,吴佩孚到北平,在车站见到前来迎接的张学良,怒斥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没这个“死”字,不敢对日本人说“不”,就对自己人、对部下说“不”。
不抵抗,敌人冲到眼前了,也不能都“挺着死”呀,就跑。
311大地震,又引发海啸,福岛核电站也泄漏了,在日本的外国人纷纷离境。日本人也跑,却跑不了多远,跑远了就掉海里了。“小日本”嘛。中国可是够大的。事变后,官员跑,军队跑,往辽西跑,在锦州再成立个辽宁省政府。眼瞅着日本人又奔锦州杀来了,再往关内跑。
不光跑,还要讲理。
民间吵架,一个人不讲理,另一个人往往会说: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个讲理的地方。
张学良看准的这个讲理的地方,是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美国可以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朝鲜、伊拉克,也可以抛开联合国的协议我行我素。2014年3月乌克兰事变,别说美国、俄国和欧盟了,连乌克兰都没把联合国当盘菜。可有些时候,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毕竟也能做些有益的事情。而成立于1920年的国联,实际就是个国际辩论俱乐部,各国政客聚在一起,说说吵吵而已。有实在看不过眼的事了,派人去听听看看,写个调查报告。
事件发生时,张学良即电话指示荣臻: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蒋介石也钟情国联。他在9月22日的南京市党员大会上说:
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除了期待国联惩罚日本、伸张正义,张学良还有“全国抗战论”。
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
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这话与判断错误,似乎又对不上茬口了。
应该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并非判断错误这么简单,也不止依赖国联和“全国抵抗论”——留待后叙。
有人说张学良曾长期贴身带着个小皮包,挺神秘的,里面放着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电报。有人说不是电报是手谕,由其夫人于凤至保管,收藏在美国的保险箱里。西安事变捉放蒋介石,张学良之所以只被软禁,而未杀头,是因为张学良掐捏着老蒋的命门,害怕电报(手谕)公诸于世,就让人觉得江湖政治淹没了民族大义。
认为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最重要的依据,是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还有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见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公开发声:“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
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上级,自然只能是总司令蒋介石了。
蒋介石的“铣电”,石家庄谈话,还有贴身携带的小皮包,均出自个人回忆录。个人回忆史料的准确性、可靠性,一向受人质疑。有学者考证,9月12日蒋介石并无石家庄之行,“铣电”也无法证实其存在,那个神秘的小皮包则根本无从查实。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终于有了谜底。
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东方新闻》主编李勇等走访张学良,问及蒋介石是否下手谕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立即回答: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对《张学良口述历史》作者唐德刚,张学良更是连说5个“不是”: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
原来如此。
应为一言九鼎,无须再皓首穷经地“考古”了。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张学良给蒋介石平反,而是一种什么样的怪异的力量,使得许多当事人健在几十年,因而也就并不复杂的也就是一句话的这样一个问题,60来年后才算得以明了?就像一盆浑水,竟然需要半个多世纪才能沉淀澄清吗?
以国家、民族大义的立场、视角,是不是就简单、明了多了?
这,是不是才是最令人疑惑、忧虑,乃至恐惧、惊骇,因而也最需要反思的?
张学良为何不夺回东北
1931年9月18日深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奉天(今沈阳)北面约7500米处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引爆炸 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 大营。
坐镇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因此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竟被只有300人的日 军击溃。同时,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进攻奉天,至9月19目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
当时东北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共约20万人。但大都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在东北腹地以 及与朝鲜接壤的地区只有约2.3万人。而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正规部队有1.5万余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非正规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 基本都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对比双方的兵力和部署可知,中国方面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就处在很不利的状态。
由于张学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最终赢得这场战争,因此被委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高位,节制辽、吉、黑、晋、 察、热、绥、冀八省军队,不但是东北,就连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军政大权都是张学良一手掌管,所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身在北平 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并不在东北。
但是即便在9月20日,沈阳及四平、营口等城镇相继沦陷后,张学良依然还有翻盘的机会。他迅速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从北平迁到锦州,直接指 挥在锦州和辽河一线的约20万东北军主力。此时,黑龙江省的正规军1.5万和非正规部队1.8万,正在马占山的领导下坚持抗击日军;吉林省的正规军也有约 3.5万人在李杜、丁超等人的领导下抵抗日军的侵略。就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同时和日本人、张学良联络,观察形势发 展,以便决定自己的最终选择。因此虽然日本关东军1931年底占领了一些城镇,但远远谈不上完全控制东北。
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参谋本部就不同意在东北大举出手,所以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返回原来驻地。日本政界更是不少 人把关东军这种擅自行动的“下克上”行为认为是“叛逆”。就是在关东军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只希望占领根据有关条约即将于1932年租借到期的旅顺和大连地 区,也就是“关东州”,而不是吞并整个东北。
关东军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锦州的20万东北军不可能再会像沈阳北大营那样打不还手了,而且关东军的行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 正式的批准和命令。一旦开打,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失败,就会立刻激化内部矛盾,那就真的难以收拾了。所以关东军从当年10月到1932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对 锦州也只派飞机轰炸,没有真正派部队展开进攻。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关东军当时所面对的局面也是相当棘手。
要是这时,张学良能率东北军主力组织反击,再加上马占山、李杜等部在侧后的呼应,取得一两场战斗的胜利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些胜利完全可能导致关东军面对无法收拾残局的情况,从而实现大翻盘的可能。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张学良居然会在1932年1月2日完全放弃锦州,率部撤回关内!1月3日,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本国内军内所有的反对声也随之一风吹散,因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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