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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中的汉奸 南京保卫战对南京大屠杀的影响

南京保卫战
因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日军攻陷南京,随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由此开始。可是说南京保卫战对南京大屠杀有着深刻影响,甚至因果关系。
南京保卫战中的汉奸
我们是1937年11月到达南京的,当时的南京几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市民们大部分都逃难了,不仅仅是因为南京就要打仗了,还因为日军从8月开始就不断对南京实施空袭,在南京保卫战开打之前,其实南京就已经成了一座血与火构成的城市,在日机的不断轰炸下,南京城内早已到处都是废墟。 刚到南京的时候,我经常因为去医院领用药品出入南京,每次都要经过一个叫八府塘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南京城南,距离战略防御要地中华门不远,算是南京的贫民区,到处都是低矮的房舍,很多都是木制结构的房屋,但因为靠近城防要地,所以这片完全不具备任何战略意义的贫民区几乎是遭到了灭顶之灾……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为了构建雨花台方面的野战医院,我回南京城领取医疗器材,刚刚走到八府塘附近时,就遭到了日军的空袭,我们就下车躲避。鬼子的飞机把一串串的炸弹扔了下来,把八府塘变成了一片火海。 当空袭结束后,到处都燃着火,我们连忙帮着救护伤者。很多无辜的民众或被炸死,或葬身火海,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双双被烧死,母亲的尸体都被大火烧焦了,却依然牢牢地牵着孩子的手。 当时的南京城基本上在开战之前就已经被炸毁了大半。这里不得不说说一些可恶的汉奸。当时南京一到晚上根据命令是要实行全城宵禁的,所有灯火都要熄灭以免遭到日军的轰炸。但有一次我晚间经过水西门附近的时候,又遇到日本轰炸机的轰炸,却意外地发现那边居然有个地方有火把在晃动,接着火把附近就遭到了日军的准确轰炸。第二天才听说水西门附近守军储备军火的地方遭到了轰炸,弹药损失很大。而那个晃动的火把应该就是潜伏在城内的汉奸所为。
当时真的是很气愤,也很悲痛。都已经到了国破家亡的地步了,还有汉奸不遗余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帮着鬼子祸害自己的同胞,这是怎样的心理在作祟?我百思不得其解。 汉奸为日军的飞机指示轰炸目标,除了用火把外,电筒也是重要的工具。后来有一次巡城的宪兵在一次轰炸后抓住了一个汉奸,第二天,那个汉奸即被下令枪毙。那个男人很年轻,二十出头,却痞气十足,听说本是青帮的流氓后来被日本人收买了,专门为日军轰炸机引导轰炸目标的。在押解他出城枪决的路上,南京的市民们纷纷唾骂,甚至一次次地上去殴打,小孩子们也在旁边丢石头砸。那个汉奸开始还装出一副江湖好汉的模样,在这样的羞辱和殴打下也没了气焰,听说在枪决前还吓得尿了裤子。 除了轰炸之外,汉奸还利用投毒的方式来毒害我们的士兵。我有一次在医院吃饭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班的士兵被送来洗胃,食物中毒,后来才发现是他们喝水的水井被人投了毒,全班士兵除了少数人未中毒之外,大部分中毒严重。虽然经过紧急抢救救活了大部分人,还是有一名士兵因为中毒太深而去世,想来应该也是城内汉奸的”杰作”. 所以,从那以后,对于汉奸我有了一个相当直观的认识,相比于听命行事的鬼子兵来说,这些泯灭人性的汉奸更让人痛恨,当抗战结束后,大批曾经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座上宾的情况屡有发生,这也成了我抗战后坚决脱离国民党部队的一个主因。
南京保卫战对南京大屠杀的影响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前后承接,它的失败造成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对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严重的平民安全隐患,对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城内。这些因素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规模。
其实,自1937年8月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国民政府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夕,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京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造成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宣传误导有很大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并配合相关的举措和宣传,给民众留下了国民政府坚守南京的印象。例如,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此后,官方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国民政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
在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不关注。蒋介石固守南京的高调表态更使得南京市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他们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后物质与心理准备。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难民拥入城中的国际安全区,而在此前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安全区的支持不够,且安全区未得到日本的承认。因此,它们对于难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其中中国军人大概在7万-9万人。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被俘虏、被屠杀,与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失误密切相关。一方面,国民政府集合重兵固守南京的决策失误是造成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南京的根本原因。南京居长江之南,日军对南京取分兵合围之势,国民政府在没有足够力量保证南京守军可以安全有序撤离的情况下,集合十余万的军队固守南京,这显然是军事策略上的重大失误。
蒋介石明知南京不可守,却高调表态要死守南京,实际上是对参战部队做“遗弃性处置”。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也考虑不周。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加上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于是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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