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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竟恋上小姨子高君曼 原配妻子结局悲惨

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
为自己的人生理想,陈独秀常常游离于自己的家庭之外,他与妻子高晓岚很少在一起,二人情致、才识、个性本就有着天渊之别此时更是人疏情薄。陈独秀却爱上了自己的小姨子,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
在妻子高晓岚的心中,丈夫陈独秀是一个思想怪异的另类,在丈夫陈独秀的眼中,妻子高晓岚是一个锈漆斑斑的古董。长久的分别,换不来夫妻的相悦。陈独秀的政治活动,难免多次遭到官府的查抄,陈独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丧门星”。她梦想劝丈夫安守本分,莫犯抄家灭门之罪而累及全家。妻子做梦也没想到父亲为她选择的郎君,竟堕落成了清廷勒捕的嫌犯。在陈独秀的理想中,在外屡遭通缉追捕,回家如果能够得到妻子理解与安慰,也能使疲惫的心稍有小憩,没想却常常遭到妻子的数落与怪罪,这使他对这个本就不中意的旧式妇女更加嫌恶。
勤务家事,哺养子女的妻子指责丈夫不知益家反害家,而这个恪守封建妇道的妻子不知,她正在陈独秀的“恶俗”之列。由此家庭失和,充斥着口舌之争。
无休止的争吵,渐淡的感情,高、陈两家的指责,异分已是难以避免的了。
就在陈氏夫妇关系远散的过程中,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高晓岚母亲死后,高登科的续弦亓氏于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梅,小陈独秀6岁。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少有挫折,受教于家庭教师,知书达理,思想开阔。在性格上,她活泼开朗,干练洒脱,热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她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女性特质。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
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她甚至认为,亲戚之间往来的加频与感情的加深,总不是一件坏事。
探讨、约会。情感,在两人的一爱一慕升华着。
当他们难割难舍的沉醉有所昭露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于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已渐次的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继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但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其遗产,陈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
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但二人并不在乎,我行我素,毫无所畏。
妹妹与丈夫的日渐亲密高晓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封建的规训使她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暗自叹息落泪,履行着无爱的妻子职责。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自由恋爱”在众人的非难中达到了感情的饱和点。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封建的权威已无能为力,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对这一“喜新厌旧”之举,当事者自得其乐,文朋骚友亦叹为观止。陈独秀与其妻妹的侠胆温情在“众数”那里“有伤风化”,而在“少数”那里则无疑是一个壮举。
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革命的波折,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得陈独秀沉浸在婚姻自主与爱情滋润的巨大幸福之中,二人相敬如宾,偕友人“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陈独秀为此还写下了感怀20首,其中一篇写道: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九年奋斗中的苦闷、寂寞、不满现实与对未来的期待,交织着与佳人相娱的幸福及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同时也表达了他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
这毕竟是陈独秀一生中安然自得的最美好的时光。
1910年春,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习,佳人新得,意气风发,他曾得意地在致好友苏曼殊的信中说:“公远处南天,有奇遇否?有丽句否?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他所到之处,广结文朋诗友,通过杭州陆军小学堂教习刘季平结识了沈尹默。西子湖畔,陈独秀与刘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江南文人雅士,诗酒相娱,互相观摩,逸情满怀。这种在“往来无白丁”的雅境中的应酬是高晓岚所不能伦比的。高君曼赢得了友人们的交口称赞,汪孟邹曾夸赞她是“女中豪杰”。陈独秀得意于娶了个才貌双全、志同道合的侣伴,有着“佳人进美酒,痛饮莫踟蹰”狂放与欢畅。他写的《灵隐寺前》一诗正表达了那种把酒临风的惬意: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章士钊在回忆陈独秀与高君曼在杭州这段美好的时光时曾有诗赞道:
三月江南噪阳春,胜友连翩六七人,
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归迈苏程。
二人弃家出走并自行成婚,被两家视为大逆不道,高家认为姐妹同嫁一人礼教难容,遂逐出家门,不认为女,继父陈衍庶更视二人为败坏门风,比参加革命党更难容忍,扬言永远不许他们踏入陈家大门。高晓岚成了被同情的对象,高君曼与陈独秀成了苦难的制造者。就连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对他们二人的结合也深为不满,成了后来一直难以开解的家庭疙瘩。虽然他们兄弟二人对继母及父亲的成见难以释怀,但是高君曼始终都以母亲般的爱去关怀着母亲,至少他们还是姐姐的儿子,她的心里也至少明白是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妈妈,自己的姐姐。
高晓岚这位善良的旧式妇女,恪守妇道,嫁到陈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乔年、玉莹(筱秀)、松年等子女,她总是穿着蓝布长褂,宽大的裤脚管,用绳子扎得紧紧的。自从丈夫挣脱了婚姻的羁绊,她只有做封建婚姻的牺牲了,悖逆传统道德的双方一个是自己的丈夫,一个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她能有什么办法呢?虽不满丈夫行为却忍辱负重,上孝公婆,下抚子女,于1930年9月9日,郁闷于胸,积劳成疾,在安庆亡寿终于第55个春秋。
高晓岚去世后,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虽时光匆匆,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在陈家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氏家族对她仍耿耿于怀,鄙恨难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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