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先后五次要辞职 在新四军委屈这么大?

叶挺
1940年12月29日清晨,叶挺突然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单独给延安发去电报,态度坚决地向毛泽东、朱德要求辞职。在短短三年的新四军军长的正式任期内,他曾先后五次要求离开工作岗位,这究竟是为什么?

让叶挺觉得难以履行职责的根本原因,是他早年主动脱离了共产党。
事情要从1927年底的广州暴动说起。
南昌暴动失败后,叶挺避居澳门。因张发奎与两广的实力派李济深、黄绍竑发生内斗,广州驻防空虚,中共便决定借机在这里发起新的暴动。叶挺受命前往广州指挥暴动。
广州暴动的前一天傍晚,叶挺才进入广州。12月11日凌晨暴动开始,叶挺亲自参加战斗。战事进行得顺利,暴动武装迅速控制了广州的大部分市区。
当时中共方面的许多人都为暴动的成功而兴奋,可是却有人看见叶挺神情凝重,一言不发。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知道国民党势必会发动强大的反攻,凭中共现有的少数军队和没经过正规训练的工人赤卫队,是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的。于是在12月11日深夜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趁暴动武装还有相当规模的时候撤出广州,去跟其他的中共力量会合展开斗争。
指挥暴动的多数人根本不能接受叶挺的撤退建议。在场的还有一位二十六岁的德国人、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他更是严厉地指责叶挺“动摇”,“想去当土匪”。
叶挺的意见被否决了,但事情却按照他的预料发展。第二天,只不过半天的时间,国民党军就杀进广州城内,暴动总负责人张太雷在市区遭到狙击身亡。13日张发奎重新占领广州,之后几天内有五千以上的人被屠杀。
叶挺和广东方面的中共领导人退到了香港。1928年1月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前来香港。李立三很快就给广东的中共领导扣上了“军事投机”等大帽子,分别给予处分,叶挺也在劫难逃,因为曾主张撤退被认为“表示消极”,遭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生性宁折不弯的他在随后一系列痛苦郁闷中脱离了共产党,到德国柏林去了。

一直到了抗战开始,叶挺才跟共产党在新四军重新靠拢,但也正是在新四军,叶挺真切地感受到他跟中共人士之间无形的阻隔比原先预想的更加强烈。
作为一支中共领导的军队,新四军自然要完全掌握在项英等共产党干部的手里。像叶挺这样的党外人士参与主要决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即便是为了搞好团结,项英也只能在其他方面尽量给叶挺多些照顾。比如叶挺的弟弟叶辅平被安排为军需处长。叶挺本人保留了过去军队中军官享受特殊待遇的习惯,军部为他和对外工作的需要开设小灶。
实际上,作为一个党外盟友,叶挺只能按照别人定好的调子演奏。再加上并非党员的叶挺,指挥起那些中共干部来,在关键的事情上势必不能介入太多,如此一来,工作也就不会太顺手。这就难免让叶挺觉得在新四军不可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如果换作别人,或许会隐忍下来,甚至乐得逍遥,但个性刚烈、不善妥协的叶挺根本做不到。合则留,不合则去,他想到了离开。

项英于1938年7月28日前往延安,过了约一个月左右,叶挺就打电报给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表示准备辞职。
也正要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王明、周恩来和博古,接到叶挺的电报显然十分忧虑,当天便回电说:“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并安抚他道:“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
?在他们的挽留下,叶挺又坚持了一个月,结果还是觉得呆不下去。9月30日他发电报给延安的项英,声称“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恳请从速南归”。并说:“我拟于下月初”到顾祝同那里去一次,“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视察各方情形”。
项英还在从延安返回云岭的路上,叶挺离开云岭去外地,走前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表明与新四军分开的意思,说 “居士不适当一个大庙的方丈”。
?10月22日,项英回到了云岭。第二天叶挺也回到了军部。项英主动去拜访叶挺,劝他打消辞意。但叶挺去意已决,要回到已遭日本入侵的老家广东组织武装打游击。项英不得不在当天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周恩来报告:“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
周恩来和叶剑英在11月2日给项英的电报里表示:“为了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军部工作是有利的。”还说“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话中明显带有对项英的批评。
但在维护中共对新四军的控制权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周恩来、叶剑英都毫不含糊,指出“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此事已向蒋说过,希夷不应有异议”。
叶挺离职后直接回到了广东,很快拉起了一支武装,就连项英也决定送给这位出走的搭档几百支枪,还准备把一批广东籍的干部派过去工作。
可是蒋介石认为:叶挺虽脱离中共,但政治立场依然倾向共产党,所以才没有约束好新四军。现在此人又跑到广东拉队伍,那岂不是第二个新四军?要求叶挺嫌弃离开广东。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向中共方面表示,叶挺已经离开新四军,新四军的问题必须重新解决,要另行委派军长。

叶挺虽然脱党,但毕竟愿意接受中共的领导,如果蒋介石再派一个军长来,在此时的形势下,只会是反共分子,至少会是个不听从共产党指挥的人。这是中共决不想看到的。中共希望叶挺能继续留在新四
周恩来在1939年1月8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他的具体建议是,把项英和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的职务颠倒一下,“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
书记处两天后回电同意周恩来的想法。
叶挺到重庆后,周恩来告知叶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委员会的新安排,希望他以中共的大局为重,并说要和他同去皖南。叶挺终于同意重归新四军。
为了树立叶挺的地位,周恩来不惜给项英一点尴尬。在抵达后的欢迎宴席上,项英率先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向周恩来敬酒,按说作为中共在东南方面及新四军的最高负责人,项英的行为不算有什么毛病,但周恩来硬是没有回应,直到叶挺也跟着敬酒,他才起身举杯。

叶挺在巡视江北部队的过程中,发生了处决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事件。
高敬亭是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共将领,四支队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队伍。但可能正因为如此,此时的他才不愿让自己的人马多冒风险。上级命令他向皖东推进,他却想在安徽中西部的舒城、桐城和庐江一带建立根据地,结果是四支队迟迟不动。早已到江北的张云逸反复做工作,高敬亭依然行进缓慢,延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展开。加上他手下两名亲信投向了桂系,使他的问题更显严重。6月上旬,高敬亭被叶挺等人扣押。
对高敬亭的违抗军令,项英的主张是耐心教育,认为“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
但按当时的战斗序列,四支队归属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指挥。5月24日,安徽省主席廖磊向五战区报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一共指控了七项罪名。五战区将此事转报蒋介石,蒋很快回复,准许将高敬亭枪毙。
处决高敬亭这样一个中共将官,自然不能排除国民党打击异己的因素。但也应该看到,控告高敬亭的廖磊虽然有过镇压共产党的历史,但在抗战期间,他与中共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善的。国民党系统的军法也很严苛,至少是随意性太大。比如曾有这样的事,安徽省府下属的干部训练班一个学员向廖磊报告被当地一名军官殴打,廖磊竟下令把那位军官处死。
接到国民政府军委会处决高敬亭的命令后,叶挺毫不犹豫地加以执行。
中共中央这时给项英来电,指示“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
但还没等项英把延安的意见转给叶挺,高敬亭已在6月24日被枪决。
同年9月,叶挺为新四军经费和编制问题又离开了云岭。到重庆后,因为蒋介石起初不肯增加新四军军费,他愤而第三次提出辞职,才换来国民政府多拨了一些经费。心绪烦乱的叶挺没有回皖南,却去了香港、澳门,明确对中共方面表示,打算在此住较长时间,不想再回新四军了。
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叶挺终于在袁国平的陪同下,在1940年8月回到云岭。

1940年年底,项英知道了叶挺又要辞职的消息,他急忙找到叶挺,恳切谈心,探究原委。原来这回辞职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12月26日那份痛批新四军领导的电报。
收到26日电报的时候,项英曾犹豫过要不要拿给叶挺看。毕竟电文内容十分严厉,向党外人展示似乎不大好。可是如果不给叶挺看,日后被他知道只怕又引起误会,觉得不受信任。况且这份电报事关转移北上的大事,不让军长知道,又如何跟他讨论部队接下来的行动。
叶挺告诉项英,自己辞职决不是要逃避责任和斗争,只是根据历史的教训,他既然无能力担负起对全军的重大责任,就不要等负不下来的时候再作抉择,那时就来不及了。
叶挺说的历史教训,应该还是指呆在新四军总共一年多的日子里的种种矛盾和尴尬,仍旧是觉得自己当不了这座大庙的方丈。
项英自然明白叶挺的意思,赶忙极力向这位名将解释党对他的信任,还有在目前严重的形势下,叶挺作为军长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谈话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叶挺终于“暂时打消”辞职之意。
而此时离皖南事变的正式爆发,只有几天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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