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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曾三次蒙冤? 粟裕三次蒙冤的内幕是什么

粟裕
在中共党史上,除了有邓小平同志三落三起的故事,还有粟裕大将三次蒙冤忍辱负重的经历。粟裕1958年被诬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经历多有见诸报端,前两次蒙冤的经历则鲜为人知。
“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
粟裕参加了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多次负伤。1933年11月伤愈出院后,他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当时,正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被敌蚕食,逐步缩小。与此同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扩展到野战部队,部队里的气氛远不如过去那样活跃。军团政委萧劲光抵制错误被撤了职,中央派乐少华来担任政委。乐少华曾与王明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搞宗派,在部队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乐少华刚到七军团上任,部队在一个大庙里开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回来。粟裕曾回忆说:“军团长寻淮洲见我到了会场门口,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说了几句,乐少华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
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红七军团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后来回忆:“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乐少华和军团长寻淮洲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再说什么。但从此却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对乐少华来说,只有政委才是红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的最高权威,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粟裕被列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另册后,受到了“限制和监视”。1934年11月,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时,粟裕被迫离开了野战部队,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后在方志敏力荐下,于是年冬才重新担任主力红军十军团参谋长。
“参与叶飞、黄道分裂省委活动”
1935年年初,红十军团在安徽怀玉山被国民党14个团包围,军团领导方志敏被俘,两千多主力全军覆没。仅粟裕、刘英率800多人突围至闽浙赣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2月,根据中央指示,以突围部队为基础,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率部队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就在这艰难险恶的斗争中,粟裕再次蒙冤。
1935年10月,挺进师与闽东特委负责人叶飞等会师。为协调浙江与闽东、闽北根据地的行动,浙闽领导人经协商达成共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等11人组成,刘英为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共青团书记,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特别是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发生了误会,产生了矛盾。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好矛盾,但刘英却想“统掉”闽东,几次提出把叶飞留在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粟裕不赞成,同时对刘英派往闽东独立师任政委的人选也认为不当。1936年2月,粟裕写信给闽北特委书记黄道,请黄协调。刘英得知后甚为不满。
5月,刘英到闽东根据地召开临时省委会议,叶飞等闽东四人退出省委。秋天,又发生了挺进师诱捕闽东特委书记叶飞的“南阳”事件。当时粟裕正活动于闽浙边境庆元县境,刘英以省委名义送来一封信,要粟裕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并派出一支武装监督。粟裕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幸好在押送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乘机脱险。随后,刘英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所谓“分裂省委”的问题,会议足足开了半个月,对叶飞等人缺席批判,粟裕则成了主要斗争对象,说他参与“叶飞、黄道的分裂省委活动”,“全盘否定浙西南工作”,违抗省委指示,放跑叶飞等,并派了一个班监视粟裕,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接着在组织上又给粟裕留党察看的处分,撤销他挺进师师长、军区司令员等职务,降为省委办事处主任。
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党内斗争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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