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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文革遭受残酷迫害 罗瑞卿被整是林彪险恶用心

罗瑞卿
罗瑞卿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被整开始于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这正是“文革”风暴的酝酿期。
罗瑞卿文革中遭迫害
如果把文革的一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罗瑞卿被整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与他被整的同时,杨尚昆被免职。如果把“文革”比做攻城,整罗、杨似乎有点儿像是清扫外围。但整罗瑞卿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线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当时,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的“左”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企图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将这些分歧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并进而把企图改正他的“左”的理论的领导人看成是走资派。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却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情况不同。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既没有搞包产到户,也没有搞成本核算、物质刺激,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当时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也是有份的。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角度看。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在延安。毛曾经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直到写完才让他出来。当时,罗是抗大的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被称为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基本是满意的。他曾经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但是,毛泽东对他又有许多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指出的在工作中的失误和疏忽,罗都铭记在心。 毛泽东对罗的批评有时比较随便,有时又循循善诱。口气很像家长对自己的子弟或者老师对自己最亲近的学生。对于批评罗瑞卿,毛泽东自己有一段话,是1960年12月25日,他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的:“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嘛。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而有的同志,我还没有那么批评他,只是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怀恨在心,大概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
从这些材料还可以看出,罗瑞卿把毛泽东看成是老师和长辈,对他一直是忠心耿耿,心悦诚服,恭恭敬敬。而毛泽东也把罗等看成是学生和子弟,对他十分信任。由此可以说明,整罗瑞卿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林彪、罗瑞卿之间的初步冲突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曾经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从1930年2月开始共事。罗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的下级。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当总长也是林彪建议的。但是,仅仅经过一年,他们的关系就出了裂痕。1965年秋天,当林彪已经决心整罗瑞卿以后,曾经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在上海会议期间,陶向罗转达了林彪这一段话。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的指责,但是他也反思了林彪何以有这样的指责。“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被监护的情况下对林彪和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写了材料。他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的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于罗瑞卿有时不经过他向毛泽东直接请示和决定问题不满,同时还对罗瑞卿有时支持别的元帅而不支持他不满。 1961年春天,罗荣桓和林彪对如何学习毛著产生分歧,并在4月30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发生争论。林彪恨罗瑞卿没有支持他,并在一次接见罗瑞卿时冲他发了一通火。1965年2月,林托刘亚楼转话给罗瑞卿,说那次冲他发火是针对其他人的,是“迁怒”。
1962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生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这也引起林的不满。有一次,他在同罗谈话时,突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不太明白林彪的意思。萧华对他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而和别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这一期间,叶群也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进行旁敲侧击:“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牌,你还是多来些吧。”
可以为这些材料作注脚的是林彪写的一条仅供自己阅读的备忘录:“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如果说1961年林彪对罗瑞卿是“迁怒”的话,到1962年,他不满的主要对象已经是罗瑞卿了。
促成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的是1964年的比武和毛泽东在十三陵关于战略问题的讲话。
林彪的险恶用心和罗瑞卿的悲剧命运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1月下旬,罗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
比武的高潮是参加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成员在毛泽东带领下到十三陵观看军事表演。此时,林彪像局外人一样,正在昆明休息。在参观军事表演以后,毛在十三陵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话,提出了“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各大区的书记要抓军队,还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7月间,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罗瑞卿的嘱托,在昆明同林彪汇报了十三陵军事表演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林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共六个“最”。关键是“最新的情况”。言下之意,他的设想根据的是过去的情况,也没有错。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下决心要整罗瑞卿。突破口是“比武”。10月间,为了检查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刘志坚副主任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要参加进来。刘志坚以生活条件差等理由进行劝阻无效。叶群率几个秘书到达部队后就集中精力挑比武的毛病。调查了三天,感到材料不够,就号召揭盖子,专找在训练中怕苦怕累的,挨过干部批评的,让他们大胆揭发,然后召开民主会,煽动战士斗干部。12月24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先期到达广州的林彪汇报。28日晚,林彪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1965年1月初,军委连续召开三次办公会议,参加人员随后又扩大到各军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讨论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二七九团蹲点的情况。汇报虽然是由刘志坚作的,但内容则是叶群带人搞的。随后展开讨论,中心内容就是如何评价1964年军训成绩,如何看待比武。与会的绝大多数将领发言虽然一开始都要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但不赞成否定1964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
林彪看到仅凭这一条还整不倒罗瑞卿,往后退了一步,让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修改了78处。主要修改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到整罗时都成了罪状。 林彪接着做的是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即选择一些人,让它们可以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的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林彪、叶群通过交底,动员他们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下半年,李作鹏等4名高级干部和林彪的秘书等共写了9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些材料从10月起陆续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叶群还曾动员萧向荣、梁必业揭发罗,遭拒绝。萧、梁后来在“文革”中也挨了整。
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
同日,叶群带着这些材料乘飞机秘密到达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说明林彪、叶群的状告准了。
接着就是12月8日的上海会议。叶群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小时发言,指责罗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又编造了据说是罗瑞卿让刘亚楼转达的四条: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健康;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叶编造的这一些,刘少奇表示“难以置信”,邓小平说是“死无对证”。罗瑞卿则坚决否认。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从这些事实看,决心整罗是林彪。但是毛泽东听信了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意召开上海会议?这恐怕同他即将发动“文革”有关。他当时已经对处于一线的刘少奇等不信任,因此准备依靠林彪等来发动“文革”。就在这时,林彪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重指责,这使毛泽东处于必须同意林彪的地位。 为了将罗的罪名坐实,1966年3月又开了京西宾馆会议,并通过吴法宪逼迫刘亚楼的遗孀在吴一手炮制的伪证上签字,此次会议导致罗3月18日跳楼。随后,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便大讲政变,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民国,历代宫廷政变的血腥材料,耸人听闻地说彭、罗、陆、杨“要杀人,要篡夺政权”,把彭、罗、陆、杨硬捏在一起,尽管这四位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愿意把罗瑞卿打倒。他曾设想要调罗瑞卿到江西工作。
附带说一句,罗当时由于兼职多,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衔虽然是大将,但见报时他的位置有时排在几位老帅之前。他是军委秘书长,中央和军委开了什么会,要他去向各位老帅报告,实际上是传达。这种状况当然不是他个人造成的。而他工作起来从不推诿,因此,一些干部认为他太突出,太露锋芒。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被打倒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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