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密电事件 陈昌浩需要对西路军失败负责吗?

陈昌浩
陈昌浩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与张国焘、徐向前合称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的“三驾马车”,然而人们却对他的名字很陌生。
陈昌浩密电事件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闻讯大震,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盖出于此。为陈昌浩日后不得复出埋下伏笔。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
陈昌浩需要对西路军失败负责吗?
这个问题延安时期有“定论”,在80年代以前是禁忌话题。1982年,原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兵败祁连分兵石窝后的西路军工委军事指挥员、国家主席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组织班子花了近一年时间,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后,于1983年2月25日完成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说明》,从历史的全局与河西走廓的地理条件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劣势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大型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50多年前西路军的战史,从任务、战场主动权和机断专权条件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描述与概括。政治的禁区已冲破,历史的迷雾渐渐消散,现在应该可以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西路军的失败并非陈昌浩执行“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张闻天在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什么叫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注释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已)过(黄)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正视历史,事实是,西路军不是什么“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而是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最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英勇地作出了自我牺牲。它的赫赫功勋应当永垂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
西路军孤军独进苦寒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长征两年、三过草地、两越雪山,拖着机关、医院和伤病妇孺等非战斗人员近半的负累而没有根据地回旋的部队,面对的是出于“保存地盘”的顽固意志又得地形、天候、民风诸便,且有蒋介石明里暗里支援的骠悍的马家骑兵部队……撇开这些客观条件不谈,着重看看陈昌浩究竟接受的是谁的指挥,从战略上执行的是谁的“路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古城会师。由于陕甘宁苏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总人口仅40余万而二、四方面军就有近5万人,难以容纳这么多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西渡黄河,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以接通苏联。在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偷渡黄河成功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宁夏战役的部署作了重大改变,先是将“全力攻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改为“分兵攻打南敌和以一个军攻打定远营”,接着又改为“先打胡(宗南部)敌,后打宁夏。”因后续部队止步待命,结果只有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00人渡过黄河。这便是后来奉命组成的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在河西创造根据地、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80年代徐向前回忆道:“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正因为不清楚中央的战略意图已变,其间陈徐几次致电催促后续部队配合,陈昌浩还在中央不采纳他们的建议时,因有追随张国焘南下犯过错误的思想包袱而举人自代。
随后,中央军委又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尽管渡河后半个月里,西路军无日不战,歼敌6000余人,给马家军沉重打击;但敌我伤亡相当,特别是经过古浪血战后西路军减员至15000余人却得不到补充,陷于被动局面。因此,徐向前对停止西进的新计划大不以为然,与陈昌浩发生了共事以来第一次争吵。事实上,据滕代远回忆,共产国际已将90辆坦克与90门大炮运到新疆只等红军去取。但军令如山,陈昌浩还是坚持执行中央停止西进的命令。许多年后才知道,中央军委这个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也就是说,西路军停在永凉一带的牺牲和消耗,是为了策应全局而充当“疑兵”。
就在这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大转移“作战新计划”,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命令西路军将基本任务“放在打通远方上面。”可是,此时局势发生新变化,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进逼西安。军委主席团于24日夜令西路军东返,以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西路军又奉命西进。瀚海阑干百丈冰,衣衫褴的红军将士们冒着堕指裂肤的酷寒,忍饥挨饿踏着戈壁滩连夜再度往西进发。
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调集重兵威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1937年1月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1月16日军委不仅没有同意陈、徐关于将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以补充西路军的请求,且下令西路军东返,因为“目前关键在西安”。作为国共谈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军就这样受命忽西忽东,丧失了时机,陷入敌军的重围。高台失陷,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余人壮烈牺牲。西路军总部突围进驻倪家营子,马家军倾巢来犯,双方在此展开了历时20多天的血战。这时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
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前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徐、陈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3月2日党中央正式决定增援西路军,并于3月5日出动四个军并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率领出发。三月中旬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待命。
我撤出倪家营子后,敌军紧咬不放。我退至祁连山且战且撤。至此,西路军经4个月的苦战,连伤员在内已不满三千。3月12日徐陈报告中央军委:“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号,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3月13日又致电中央,作最后吁求:“(一)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二)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诚)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毛泽东随即复电:“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停止待命,加紧训练。”22小时后,毛泽东又致电徐陈:“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指示他们或率现存三个团人员向外蒙冲去,或率现存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14日西路军军部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决定分兵突围,各求生路。西路军8位军政委员最后联名给中央和军委发电,再次表示“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战线……”
这就是西路军失败的悲壮历程,二万作红军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战史。对于这些,中央和毛主席当然是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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