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为什么叛逃 林彪为什么与毛泽东决裂?

毛泽东林彪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中国共产党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那么林彪为什么要叛逃呢?
林彪为什么叛逃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挨了整,林彪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就杀上前台。不仅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而且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了全面抓住军权,他先后搞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又诬陷并搞倒了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陈伯达、江青等人勾结,排斥异已,残害老干部。借助群众运动,有预谋有计划地迫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
林彪在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已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和走卒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门。让黄永胜抓总参,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去抓海军,吴法宪抓空军,再加上他的老婆叶群从中串连,结成反党集团并控制了军队的主要机关。他们的目的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随着鼓吹“天才”,高呼“万岁”等阴谋被毛泽东识破和设国家主席议案被毛泽东否决,林彪及其集团意识到靠和平手段夺权已难能实现,于是决心发动武装政变。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杀害毛泽东的手令。阴谋败露后,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于9月13日驾机出逃。逃跑途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九一三”事件).
军事家。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随军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四4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长沙、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多次指挥所部担任主攻任务。1934年10月率红一军团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挺进华北前线,同聂荣臻指挥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全东北。1948年底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文革”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林彪为什么与毛泽东决裂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从他自己随手写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常言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将林彪的笔记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忠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秘书写的一张卡片。“忠庸”的“忠”字,秘书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曾写到:“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里面有一个小笔记本,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所想所说,叶群就追记在这个本子里。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在读过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庐山会议后的林彪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又去了北戴河,在那里住到9月下旬才回北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
1970年国庆节的报纸、电台、电视的报道依旧一派鼓乐升平气象,似乎不久前在庐山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留守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庐山上的变故,倒是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接连几天一个一个地找秘书谈话,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庐山会议的消息。要求工作人员如果收到有关陈伯达的文件,不要压,要及时交给秘书讲给首长听。当时,叶群急于销毁与陈伯达来往的证据。陈伯达曾写给叶群的“继往开来”的条幅也从叶群办公室东墙上撤了下来。
从10月中旬起,中南海发出的毛泽东写了批语的文件便一份接着一份送达“林、周、康”。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也开始向全国下发。虽然毛泽东的批语只批陈伯达,但林彪心里清楚,毛泽东也是批他的。
1968年夏,有人揭发叶群是“假党员”,吓得叶群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庐山会议后,在叶群被毛泽东迫使做检讨的时候,林彪的心态还是平和的,甚至是坦然的。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他告诉叶群不要惊慌失措,不必紧张得睡不着觉。
但是,随着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措施,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步步向林彪进逼的时候,抱着“坏不到哪里去”心态的林彪,不可能再心安理得。一天,叶群叫工作人员把毛泽东的一个批件拿给她,当工作人员把文件送到时,叶群正在林彪那里。她接过文件给林彪念了毛泽东的批语,然后拿着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动,显然有些激动地说:“你看看,这不是冲着你来的吗?”
林彪听后对叶群吼道:“你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你走,我要休息!”此时的林彪可能真的有些烦躁不安了。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九十九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除继续揭发批判陈伯达外,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个人的错误进行批评。会议进行期间,林彪、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但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总结。他指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所犯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就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会后,中央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传达陈伯达的罪行,在高级干部中传达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陆续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传达讨论情况,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和对军委办事组五人所犯错误的结论。虽说这些文件、电报都是表态性的,并不透露五人检讨的具体内容,却令叶群十分紧张。她私下对工作人员交代说:“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是跟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是好人犯错误。毛主席批评他们是信任他们,爱护他们。他们跟陈伯达的性质不一样,几个老总做检讨的事让秘书们都知道了不好,以后这类绝密文件、电报你们不要送给秘书看了,直接交给我,我给首长讲。”按照叶群吩咐,此后一连几天,工作人员便把此类绝密文件、电报直接交给叶群。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工作人员叫到跟前,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工作人员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字写得很大,很扎眼,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
过了几天,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林彪说,他是看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才产生以上想法的。
林彪认为,经过五年文化大革命和“批陈整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
林彪要求,把这一规定传达到卫戍区每个士兵,隔几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此外,林彪还建议把三十八军调离华北,等等。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然而,也许林彪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落实,亦或其他什么原因,这封信始终没有通过机要渠道送达。
1971年7月16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也从此踏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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