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三上庐山

新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庐山不只是三次,下面记叙他三次上庐山,因为事涉中国近代史三次重大事件,故旧事重提,仍有兴味。

(一)

上海救国会成立于1936年1月28日,正值上海淞沪抗战四周年之际。救国会主席沈钧儒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故交挚友,早在1919年,张季鸾在上海《中华时报》任总编辑时,沈钧儒是这家报纸的主笔,两人友情甚笃。

但他们两人,在当时形势下,在是否立即抗战的问题上却各有主张。后来的人称沈为“热思维”,称张为“冷思维”。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大公报》召集全体编辑开会,张在会议上宣布《大公报》今后编辑方针为“明耻教战,救亡图存”。因此,后来有人称张是“缓抗论”的代表人物。可是当张得知救国会以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被捕后,格外关注,每当看到这方面的新闻总是陷于沉思忧郁之中。张早就想上庐山,面谏蒋。张认为,日本人步步紧逼,中国实已无退路,蒋本人也有抗战的念头,若不释放“七君子”,于国、于民、于蒋都不利。那时张确实很忙,为了筹办上海版《大公报》费尽了心机。1936年4月1日上海《大公报》终于出版了,他很快又将王芸生从天津调上海担任编辑主任。大约5月中旬,他才前往庐山。

抵达庐山后,张却始终没有将他来庐山的目的跟蒋讲。因为张了解到,蒋介石正准备邀集一些“社会贤达”到庐山开会,共商抗战复兴民族大计。“七君子”是著名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知名人士,是蒋想邀请的对象。不论蒋的真实动机如何,他都是希望尽快结束“七君子”案的。

张季鸾在庐山又了解到由陈布雷、叶楚伧策划的一条“诱降之计”。用以掩饰当初逮捕“七君子”之谬。叶向蒋汇报道:“‘七君子案’早已安排妥当,先到苏州高院审讯一下,然后押然南京反省院,具结悔过,再由杜月笙保释,送到庐山开会。”当时,张季鸾在场,他看老蒋邹着眉头对叶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吧!”叶满有把握保证说:“钧座放心,沈钧儒等已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问题。”蒋这才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开会前一定要把他们送来。”

再说“七君子”这边被关押四个多月,才由江苏省高等法院弄出一些“罪状”搞出一份“起诉书”。随即“七君子”写了一篇“答辩状”。由于上海报纸受国民党新闻控制,只刊载了“起诉书”,却未发表“答辩状”。为使公审取得胜利,“答辩状”能否及时公布于众,成了“案件”公审成败的焦点。于是,救国会派胡子婴女士去《大公报》找张季鸾,吁请他发表“答辩状”。当胡子婴带着“答辩状”,呈请《大公报》发表时,张秀鸾却让她碰了一鼻子灰。后来胡子婴了解是张秀鸾误会“七君子与CC派合演诱降之计”时,当即向张表示:“七君子决不悔过,并且将采取绝食办法进行抵制”。张季鸾这才毅然决定说:“答辩状明日见报。”“答辩状”在《大公报》刊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反响。

胡子婴返回苏州探监,汇报了CC派“诱降之计”。沈钧儒听后,又给张季鸾写信,请张再上庐山,向蒋面陈七人抵制进反省院的决心。张见沈的信后,亲自给老蒋去信,表明应尽快释放“七君子”,反对陈、叶搞‘诱降之计’,并告知‘七君子’已表明决不投降。

直拖到七七事变后的7月31日才无条件释放“七君子”。七君子出狱后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张季鸾还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

后来某些评论家诟病《大公报》和张季鸾对“七君子”见死不救,看来不符合事实。

(二)

“西安事变”爆发后,《大公报》的态度是鲜明的。即谴责张学良、杨虎城兵变,不是爱国之举,而是亡国行动。总编辑张季鸾先后撰写八篇社评,其中发表于1936年12月18日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影响尤大。该社评经国民政府复制数十万份,派飞机于12月19日飞往西安市内及附近上空散发。

社评说:“主动及附和此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可挽回……”并再三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在《国闻周报》发表文章称“西安事变”为:“开后门、拆烂污、败战主义。”胡适先生在《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发表了题为“张学良的叛国”的重要文章。张季鸾和《大公报》在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至今仍有极大的争论。他们认为:“张学良撤出东北来到陕西,在政治上在生活上都处处受气,他为了振兴东北军,以及他的‘国恨家仇’的抱负,一心想投靠苏联,于是与中共一拍即合。并且发动了‘西安事变’。岂知对‘西安事变’反应最强烈的,反对‘杀蒋’,反对‘抓蒋’,并全力主张‘拥蒋抗日’者,竟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随后,中共周恩来到西安调解。在‘西安事变’后不久,中共也打出‘拥蒋抗日’的旗帜”。

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软禁起来。某日,在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张季鸾与王芸生有一次长谈。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张学良的“悔过书”并非“违心之作”而是真诚的。他们两人都被张学良的“悔过书”所打动。张学良的“悔过书”如是说:“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恳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凡有利于我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张、王二人为何肯定“悔过书”是真诚的呢?最大的明证乃是张学良背着杨虎城,也背着周恩来,冒死送蒋回南京。他们认为:张学良所犯之罪,对于蒋介石来说应该千刀万剐的。张学良自认只要他真心悔过,拥蒋抗日,蒋是会念旧情,原谅他的。他们二人还看出,目前蒋正在积极准备对日全面作战,正是需要抗日杀敌的虎将,若张学良被释放,正是他“戴罪立功”的大好时机。谈到此,激动的张季鸾,突然站起来说:“走,去庐山见蒋力谏放张。”

大约1937年6月初,张季鸾草草行装抵达庐山,蒋在美庐会见了张季鸾,当蒋得知张季鸾是为张学良说情时,满脸严肃毫无表情,而在张谈到张学良的悔过是真诚的时候,略见蒋的面部表现稍稍有点变化,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张季鸾动情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仅在庐山停留了一日多,张季鸾又匆匆地离开了庐山,离别时他深深地为张学良的命运和前途而悲叹!

张季鸾最为后来某些评论家所诟病的,是在西安事变后,他准备请一个号称“刘神仙”的医生,给蒋介石治腰伤,这事虽未成,但在1949年以后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称张“亲蒋”,“媚蒋”。这些人殊不知,蒋介石也是常人,腰伤也是要治的。

(三)

1937年6月,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鉴于对日外交问题日益严重,发起邀请全国各党各派代表、无党派知名人士以及大学校长等,计200余人,于牯岭举行庐山茶话会,意在共同商榷对日外交等问题。《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也在被邀之列。蒋介石还特意给了张一个特殊新闻记者的名分。谈话会的日期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

然而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日军侵华事件。蒋于7月8日得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报告。那时,蒋介石对于是否立即全面抗战,并未最后下定决心。蒋从9日至13日,逐渐下定抗战决心。

谈话会推迟了一天于7月16日于牯岭火莲院庐山传习学舍(今“庐山大厦”)举行。出席开幕式的各方代表158人。次日,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了准备坚决抗日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

最后他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9日,蒋介石召集在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举行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改组工农红军为国军,共同抗日。当日,蒋介石在庐山行辕(即“美庐”)召见了张季鸾,蒋告知张一个字“打!”,希望张立即返回上海《大公报》,大力宣传全面抗战。

张季鸾表现得异常兴奋,逢人就说,他首先到胡适住处,进门就喊道:“《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张到胡适住处前还遇到李璜、左舜生等人,他高声喊道:“只有一个字———打!”张季鸾那日几乎逢人便说一个字———打!这个“打”字像巨风一样,很快席卷整个牯岭,整个庐山,以至全国大江南北!

第二天,蒋介石离开庐山前往南京,准备召集军政人员开会,商讨对策。同日张季鸾也离开庐山,返回上海《大公报》,全力宣传全面抗战。

后来有人诟病蒋介石与张季鸾“亲密关系”时说:蒋介石连宣布对日作战,都让张季鸾“宣布”。即便如此,罪耶?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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