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铎为杨儒辟谣鸣冤

1901年,庚子事变以后,沙俄帝国乘机占领了东三省。为使军事占领造成事实,逼迫清廷签订条约。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临危受命,经过两个月艰苦谈判,舍命拒签,保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但事后,由于不明真相,谣言四起,甚至传杨儒是被俄国人踢死的。而杨儒的朋友李盛铎保存了当时的中俄谈判的档案,30年后使真相大白于世,并为杨儒辟谣鸣冤。

这件事情,起因于天津《大公报》连载的《六十年中国与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感觉在国家危亡之际,在报纸上辟一专栏,刊载一段中日关系的史料,用以警示国人。这项工作落在了编辑王芸生的身上,由于王在此前对历史并无研究,动笔之前,陆续访问一些历史学者和前辈外交家,李盛铎就是其中一个。

李盛铎一生经历清朝(光绪、宣统)民国,任过高官,曾出使过日本、欧洲。晚年退隐天津后,专门从事藏书、校书活动。他保存了中国驻俄使馆的档案,其中包括驻俄公使杨儒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的《问答节略》,生动地反映出一个软弱大国的外交官,在自己昏庸政府指挥和凶狡敌国的威逼下只身奋战的情景。

1900年7月,沙皇俄国调集了12个军17万人,对中国东北地区悍然发起大规模进攻,控制了整条东北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同年10月,清政府命令黑龙江将军绰哈布和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在东北地方与俄军统帅交涉,分别接收东三省。增祺授以道员周冕全权,赴俄营商议。11月16日俄方迫使周冕擅自在事先拟订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之后,逼迫增祺画押。“暂约”内容共九条,明确俄国在奉天设总管一员,盛京将军要办的事必须经俄国总管的同意,盛京将军辖区内的清军一律解散。所以,“暂约”名义上交还东三省,恢复盛京将军的称号,实质上是将盛京将军置于俄国总管及其军事、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下。消息传出,朝野震惊,国内外舆论大哗。国人强烈反对,其他列强极为不满。

1901年1月1日,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决定,革职增祺,委任驻俄公使杨儒,全权与沙俄交涉索还东三省事宜。从此,杨儒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杨儒深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备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但杨儒仍挺起中国人的脊梁,痛斥沙俄言而无信,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它所称保全中国主权的承诺,表面上交还东三省,实际上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他正式向俄方声明:“暂约”系一已革职的官员订立,政府全不知情,实属擅行妄订,不能作数。在杨儒的坚持下,终于迫使俄方应允废止“暂约”。然而,开议正约谈判仍很艰巨。杨儒拿到了俄方草拟的约稿,一面仔细研究约稿内容,一面将约稿发回国内,指出该约稿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极多,请求政府给予指示。

3月12日,应俄方的召见,杨儒如期赴俄外交部会晤拉姆。在这次会晤中,俄方向杨儒呈递了最后约稿及限15日签字的最后通牒。俄方出具的最后约稿,共十一条,虽在一些条款上稍作修改和让步,但仍试图控制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

杨儒于次日致电清政府和李鸿章,乞速请旨裁夺示遵。李鸿章对这个不准更改一字的约稿,认为:再稍作推敲,即可定议。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员,以及英、美等国竭力阻止签约。各方态度不一,杨儒陷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在此期间,杨儒屡次约见俄国外交部,均以无暇辞拒,所送去的约稿商量改动之处,仍原封送回,不收不阅。杨儒日夜焦虑,心急如焚,竟于3月22日由俄外交部返回寓所途中,落马跌伤左腿。同日,李鸿章一份电报,把皮球踢给了杨儒:“尊处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勿误。” 在这种情况下,杨儒抱定宗旨:没有明令,决不签字。

3月25日,拉姆再次约见杨儒,此时俄方规定的最后期限日渐临近,中俄关系也日趋紧张。杨儒再次对拉姆的威胁严词拒绝。 谈判结束后,杨儒离开俄国外交部时逢天寒地冻,下车时不慎滑跌倒地,即不省人事,从此一病不起。

3月26日,杨儒在病中收到由盛宣怀转发来的拒绝签字画押的政府决定。清政府最终拒绝与沙俄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使病中的杨儒感到一丝安慰。

1902年2月20日,杨儒病逝于清政府驻沙俄大使馆。其子杨觐宸闻耗奔丧,到俄国后忽然自缢而死,后事由使馆办理。杨儒以死拒俄约,保存了一位中国外交官的气节。

王芸生在《六十年中国与日本》予以中肯的评价:“杨儒在各方面煎迫之下,矛盾攻袭之中,犹始终固执,至以身殉,虽庸亦纯矣。因其固执之一念,未有中国自画卖身契,为东三省留下一线生机,日俄战后,日本仍不能不将东三省交还中,实杨儒固执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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