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在近代教育史上,一所大学对其校长的信任和依赖程度之深、以致于这个位置竟非他莫属的极端事例,似乎当属1923年初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在他与北大师生之间就去留问题所展开的交涉和“周旋”了。此一过程迁延数年,几乎横贯蔡氏不得不“暂居校长之名”的整个时期,直到1927年夏季奉系势力入主北京,“整合”国立各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才在事实上不复保留。

有一个细节常常被忽略:蔡元培自1923年1月18日晨离京(前一日提出辞职),至4月6日晚乘海轮南下上海,其间在天津暂住了两个半月之久。在民国政坛上,津门之于京都,具有可进可退的地利之便,往往是隐忍韬晦以静待变的中间过渡之所。蔡逗留津沽七十余日,超过他已往历次辞职居津的时日。他愤于教育总长(提名人)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致使与北大关系密切的罗文干再陷囹圄,是引发其辞职的直接的政治原因。应当说,蔡元培断然辞职离京后,需要观察后续事态的发展,希冀局面有所转圜,必要时返京交接职务以及筹谋未来的行止,这些似是其久留津门的可能原因。这也就意味着蔡氏具体行事与公开宣言之间尚有一定弹性和回旋空间,并非像外界通常理解的那样“决绝”和剑拔弩张。

蔡元培的辞职,仍旧引来北大师生新一波挽留校长的抗争,学生们罢课请愿,教师们函电交驰,北京教育界“驱彭挽蔡”一时间颇具声势。大总统黎元洪的态度饶有意味,对蔡、彭二位均予“慰留”,彭氏进而正式履职。如此局面,使蔡元培返京之路被阻绝,至迟到1923年2月底他便下定了远走欧洲的决心,随即向远洋客运公司询问赴欧的船期。此后,他与李石曾访晤寓居天津英租界小营门的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张弧(岱衫),几年前为印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蔡、张之间曾经愉快合作。据蔡日记载述:张“知我要赴欧洲,说愿助点旅费,行期定后函告”。这期间天津《益世报》也刊出《蔡孑民将乘桴浮海,津门不愿久留》的消息。3月下旬,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原教务长顾孟余等人来津与蔡元培面谈,显然他们的核心话题应是如何维持校长出走后的学校局面。不久,蔡离津赴沪,暂住科举同年好友、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寓所。

在上海这座熟悉的城市,蔡元培的活动范围大为扩展,他的思绪也开始逐渐摆脱来自北大校务方面的困扰。他首先联络国民党内的同志,先后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聚谈。此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委托北大教授石瑛转致蔡元培一函,请他来穗翊赞军政要务。蔡复函以儿辈将赴欧留学需要照料、自己拟撰一书须在欧洲收求资料为由婉言推脱,内中特别提及,“现在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培于此两者,实无能为役。俟由欧返国,再图效力,当不为迟”〔1〕。蔡氏早年投身反清革命,与光复会乃至同盟会皆有颇深的关系,可谓江浙一带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但自“二次革命”反袁(世凯)以来,虽然大体上与孙中山共进退,不过在具体方略上已然舍革命而趋向“改良”,尤其对孙中山以“护法”为旗帜另立南方政权之举不甚以为然。1922年间北方“法统重光”之后,蔡元培曾公开领衔发表通电,要求孙中山结束护法共谋统一大计,招致南方阵营一片声讨,章太炎甚而斥蔡“身事伪廷”。蔡氏任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纵然具有国民党的背景,然而面对诸多政治问题其表现则更像一个“自由人”,这未始不是他深得自由知识分子拥戴的重要原因。此刻,他婉言回绝孙中山的招请,似乎仍是“自由人”的惯性在起作用。

在同盟会暨国民党内,蔡元培的资历和地位比较特殊,不过就人际关系而言,他与曾经旅居欧洲的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及张继等人相对来往频密,在志趣上也有不少共同点,其中他与早期的汪精卫还建立起合家之好。蔡元培辞离北大来到上海,安顿下来后首先拜访的就是汪精卫夫妇,他的回复孙中山的信函也是托请汪氏转交。稍后,汪精卫给回绍兴家乡小住的蔡元培发来一信,内云:“兹有恳者,蒋君介石,为十余年之同志,现任大本营参谋处长。盖自六年以来,粤中军事计划,大半皆其手创,为中山先生军事辅佐之数一数二之人才也。去年丧母,曾托铭乞先生为作传略,铭迫于事,忽忽不果。今渠复申此请,铭前曾已为作墓志铭。以蒋君之为人,及其太夫人之贤行,似可不辱先生之笔墨。如承俯允撰就寄下,以便转交,不胜感荷。”〔2〕蔡元培是否应汪所恳请为蒋母撰写了传略,如今已难以查考,但蔡开始知悉或留意党内“新秀”蒋介石其人,汪氏此信无疑起到了中介和提示的作用。蔡、汪何曾料想到,仅仅三年之后,他们的政治定位竟要以这位当年的“参谋处长”为其主要坐标了。不过,蒋氏“未发迹”时要透过汪向蔡老前辈讨“笔墨”,证明蔡、汪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直至三十年代中期汪精卫负气辞去行政院长避居青岛,蒋还须求助蔡元培前往劝留,当然这已是后话。

在上海,蔡元培还访晤了一些文化教育界的旧友,其中即有国学大家王国维。1923年4月末,蔡前往爱俪园访王不遇,留下一信,王见信来访,隔日蔡又回访,二人作一夕长谈。蔡日记载曰:“看静安,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3〕蔡的记载虽简略,却颇得精要。同年晚些时候胡适也同王国维有一番深谈,胡适日记撮录王的观点与蔡所记相当地吻合。显然,王国维的西洋观与蔡、胡等“北大派”明显相左,看重“学诣”的北大当局却从1918年始连续四年苦苦相邀,直至静安先生应允担任通讯导师。北大视王为纯正学者,余所不计;而王视北大为学术与政治的复合体,取舍两难,双方关系曲曲折折不甚自然,症结在此。蔡元培访晤王国维,固然是他“学术至上”理念的表现,也多少显现出蔡早年与罗振玉交好生发的情谊延展。

蔡元培还拜访了另一位科举同年徐仲可夫妇和他们的公子徐新六,多年的私谊使他们玉成了蔡氏的第三次婚姻。新娘周峻,字养浩,小蔡元培二十四岁,精通英语,雅好美术,曾是蔡在爱国女学任教时的学生。自1921年初蔡元培接连失去黄仲玉夫人和从弟蔡元康以后,其来自家庭和亲族方面的助力大大减弱,忙于公务之余,蔡的私人生活不免孤寂落寞。周夫人的到来,结束了此般处境,时年五十七岁的蔡元培重享家庭的温情和欢愉。蔡曾经多次公开表示过,理想境界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可以免除,代之以自由组合的类似“公社化”管理形式云云。其立异标新的超然姿态,耸动视听,蔚然成为一派思想时尚,因之贻反对派以不少攻击的口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确乎是一位恪守规范的传统君子、亲和现世的“俗中雅人”,文人们的放言高论与实际抉择间本来就未可等量齐观。颇有意味的是,蔡元培这段时间游走于沪、杭、绍(兴)之间,为他的婚姻和出国进行准备之际,已经向北大请长假而到南方修养的胡适又常常伴随其身边,就在蔡、周交换庚帖前两日周家招宴未来女婿的场合,这位蔡先生的“忘年交”竟充当起男方的“陪客”,蔡、胡交谊于此亦可见一斑。当然,专程到苏州留园出席蔡元培婚礼的宾客中自然少不了张元济,如同历次负笈远行均需商务印书馆在经费上援之以手一样,蔡元培计划中的欧洲之行,再次得到张元济预先支付的稿酬和薪水。

不过,北京大学师生挽留蔡校长的决心异乎寻常地执著和坚定,来自北方的劝归活动始终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企望开始新生活的蔡元培。就在他离校的第二天,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通过决议:除蔡元培外,不承认任何人为北大校长。北大学生会更发表宣言称:倘若政府方面另行委派校长,“则唯有以极激烈之手段对付,誓以三千学子之热血,涤此大学历史之腥膻!”北大评议会对于走马上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采取了完全不合作的立场,“无日不以驱此恶物为职志”。据传,彭允彝曾先后试图由章太炎、章士钊、杨度等取代蔡元培,却均未能如愿。当年五四纪念游行,北大等校学生冲击并捣毁彭氏宅邸。面对如此“骠悍”的北大师生,政府当局只能“俯顺舆情”保留蔡校长职务,不敢有丝毫造次。如此一来,留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劝请蔡氏收回辞意,返校视事了。而首要的急务是,在蔡回归之前如何维持校务?蔡元培辞职未获允准,对北大校政仍负有责任,也就不得不一再通过函电交代“善后事宜”。1923年4月间,他致电北大评议会,指定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蒋随即复电,坚称只肯作为蔡的个人代表留守校务,而“兹命代理,于学校、个人均感不易维持……惟长夜梦多,当求万全之计”。蒋梦麟显然不愿给政府方面以可乘之机,蔡只得同意。到了5月下旬,北大师生确切得知蔡元培将远走欧洲,又纷纷致电,恳切陈词,请其务必“打消游意”,甚至在电文中出现了“至万不得已时,则虽以实力阻先生之登舟亦有所不辞”的“失检之语”。蔡元培留学德国时的好友、时为北大教授的顾孟余也致信给蔡,“劝其暂缓行期,以待时局之变”。由此可见,教职员和学生们对蔡校长的殷殷之情。

6月中旬,彭允彝终于去职,北大师生分别派出代表陈启修、李骏等人“到浙迎驾”,劝请蔡元培返校复职。面对变化着的时局和师生代表的真情相劝,蔡元培本已坚定了的去意又呈现松动迹象,他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绪,则我于赴欧以前,一度进京亦无不可”。闻知此情,老友张元济迅即来函相劝:“知兄将有北京之行……今之政府,万无可与合作之理,能则摧灭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持也。”张元济早先亦是政治中人,作为“戊戌孑遗”转而从事出版事业,身居沪上,与南方党人多有来往,对北方政治有旁观之智。来自老友的提醒,促使蔡元培改变主意。此时,曹锟贿选丑剧已徐徐启幕,贸然北返更非其时也。于是,蔡不得不违拗北大上上下下的好意,断然决定径直启程赴欧。张元济再来一函:“我兄北京之行,业经作罢,闻之甚慰。此时都中只可谓之无政府,迁流所及,恐尚有不止于摧残教育者。狂澜既倒,固非只手所能障而挽之也。”蔡元培身边有张元济这样透彻的政治观察家在,他也只能有负于北大师生的一片痴情了。

启程赴欧之前,蔡元培接连分别致函北大教职员、北大学生和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提出了他的“根本解决”方案:“对于北大及其他北京国立各校之根本救济,鄙意宜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北大方面)董事会未成立之前,拟请教务长、总务长与各组主任会设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并请委员会公推主席一人代表全权”,如此进行,“培一人之去,又何关轻重耶?”他告诫说:“国立八校当此危险时代,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而对于北大学生,他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大学教授由本校聘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关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应别组董事会以维持和发展校务,“但董事会未成立之前,不能责诸教授为无米之炊,似可以学生诸君暂任之。姑以二千五百人计,若每人任筹三百元,即可得七十五万……培以为电报政策、群众运动,在今日之中国均成弩末。诸君爱国爱校,均当表示实力,请于维持母校一试之”〔4〕。

蔡元培对于北京政府的极度失望,导致了“教育独立”(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独立)的构想和诉求,其中固然有受到欧美教育理念影响的因素,但此时提出这样的方案,却是现实中被逼无奈的结果。作为国立大学而与政府划断关系,另组学校董事会,可谓相当大胆之举,具有教育家和革命家双重经历的蔡元培,此刻彰显出其深具“革命魄力”的一面。不过,独立运作的董事会究竟能否组成,“民间人士”如何独力支撑国立大学,实在也不过是“未经实证的假设”而已。至于在董事会成立之前,由学生出资筹措大致每年七十余万的学校经常费,更属异想天开。殊不知,仅仅在半年前增收一元几角钱的讲义费尚酿成在社会上颇令北大当局尴尬不已的校内风潮,如今以“爱国爱校”相号召就能实现如此幅度的飞跃,而使诸教授可做“有米之炊”并保证校务运作如常?蔡公一生理想色彩颇重,其成事在于此,其失败亦在于此。北大师生接获蔡校长的建议后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有了这番根本交代之后,蔡元培便于7月下旬“乘桴浮于海”,远走法国了。

蒋梦麟最初以蔡元培的个人代表身份代理校务,然而几个月过去,这种临时过渡的办法终不能没有期限。蔡在前述解决方案中提出用“合议制”代行校长权力,又为他的北大同事们所不能接受,评议会决议:校长职务仍属蔡元培,蔡校长回校前,代理校长职责者,或由个人担任,或委诸集体负责,请蔡校长择其一决定之。蔡元培随即通过函电表态:“元培愿取消前议,主张请个人负责”,“仍请总务长蒋梦麟教授任之。蒋教授所任之总务长将满期,照章不能再连任。但现值危急之秋,骤易生手,必多窒碍。拟请修改校章,将总务长只准连任一次之条文删去。总务长代理校长期间,支校长薪俸”。北大评议会基本同意了蔡校长的主张,只是对校长薪俸作了如下决定:仍付蔡校长原薪六百元,而以其中三百二十元分给蒋梦麟教授〔5〕。这样,蔡元培居校长之名、蒋梦麟代理校务的局面,就在“法度”和技术层面确定下来。同年底,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布部令:“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未回校以前,派蒋梦麟代理校长。”教育部以行政“追认”形式认可了北大的既成事实。其中蔡在欧洲考察一节,则是蒋梦麟运用行政智慧与教育部周旋“商洽”的结果,所援引的是北大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有关规定,其用心何其良苦!蒋氏代理校长达两年半时间,适值政潮汹涌、办学艰难之时,梦麟虽无发展之力,却有维持之功,其间的繁难苦涩,盖可想见。他的频频呼唤蔡先生归来,实在是摆脱苦境的一种顽强努力。此段经历,无疑也造就了他日后连续担任北大校长十六年之久的厚重根基。

1923年8月末,蔡元培偕同妻儿到达巴黎。这是他第五次踏上欧洲的土地,与前几次旅欧不同的是,五四以后北京大学到此留学的教师和毕业生几乎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华人社会,他们对敬爱的校长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蔡应邀出席在柏林举行的纪念康德诞生二百周年学术会议,罗家伦等留学生代为预订旅馆、翻译讲稿、安排行程。蔡到英国呼吁其朝野退还庚款用于兴办中国教育文化设施,更得到傅斯年等人的大力襄助。其时,刘半农、朱家骅、陈启修等北大教员均在此研修,他们与蔡校长之间也有不少感触心得需要交流,蔡元培几乎沉浸在海外北大人的眷顾之中。他除了照顾妻女就地入学外,也开始着手编写《哲学纲要》等书,以回馈商务印书馆的慷慨资助。就在他启程登船的前夕,张元济送来三千六百元,作为蔡担任商务印书馆撰述及顾问的全年薪水。显然,蔡元培与商务草创时的渊源关系以及他与张元济的交谊,促成了此项经济支出。不过,蔡氏希望静心读书写作的计划仍不断受到诸多社会活动的牵扯,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再要回到当初在莱比锡大学专心苦读时的“佳境”已不可得矣。可能是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介绍,蔡元培结识了两位不凡的留学生——陈寅恪和俞大维,并为二人办理了将来到北大执教的预任聘书。显然是应陈寅恪的请求,蔡元培专函给蒋梦麟,请他设法收集苏俄科学院的出版物,因其中有许多关于回纥、蒙古、吐火罗、突厥研究的文献,并且嘱陈寅恪抄录有关目录以便续寄参阅。他也通过段锡朋等留学生而确切了解到在海外求学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人经费拮据的窘况,曾致函国内有关人士设法予以纾解。这期间,他还接受北京教育部的委托,赴荷兰、瑞典出席世界民族学大会。蔡元培晚年的学术兴趣已经集中到民族学研究上来,为此他采纳德国学者的建议,迁居到此项研究条件较好的汉堡拟作专心研究。

1924年秋,北京政局发生激变,贿选总统曹锟黯然去职,与北大素有关系的黄郛出任总理并代行总统职权。北方政治似乎出现了转机,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也正在重新组合角逐政柄。随后,北大方面劝请蔡元培速归的函电便像雪片般飞来,蒋梦麟、顾孟余、李石曾等人及评议会力劝蔡校长返国。旅欧的北大师生也参加到这支劝归队伍之中,傅斯年、罗家伦均写来长信,刘半农则受命就近相劝。蔡元培只得以个人学术研究碍难中断为理由与之周旋延宕。他在回复傅、罗二人的信中相当坦率地剖白了心迹:

关于北大之问题,弟自忖精力实不能胜此繁剧,若以梦麟、石曾诸君任之,实较为妥当。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刺激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即就“研究学术”方面而论,弟旁通多,可实未曾为一种有系统之研究,故亦不能遽有所建设。现在如国学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雏形者,仍恃有几许教员、几许学生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亦非有所助力也。然而弟对于研究学术之兴会,乃随年而增进。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无论有无成功,必欲尽一时期,一尝滋味。此次来欧,本已决脱北大关系而专心于此,后来因种种关系,不能不暂居其名。弟以为,既有其名,势不能闭门读书而不与外事,故对于教育事业或学术集会,不能不参与,事后思之深觉非计,自今以后,于此等关系亦将一概谢绝,惟对于北大居名而旷职,深为不安,当亦谋所以解决之,惟冀知我者能见谅而已。〔6〕

这是迄今所见蔡氏离开北大以后对自己的大学校长经历进行回顾的最早文字,亦是他几乎未作任何润饰的内心独白,为了说明自己何以不愿再回北大的理由,他甚至对在最高学府的一番“作为”也直言无隐地道出了内心真实的感受。惜之,这番向自己最器重的两位北大弟子所作的“真情道白”,却经常地为人们所忽略,可能这与后人赋予历史的“诠释体系”不相匹配有关亦未可知。

尽管蔡元培力求守护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但也不免陷入身不由己的困境,以致不得不做些变通甚至妥协。到1925年初,他终于应允暑假临时回国返京一次,以处理蒋梦麟“深感束手”的种种难题,不过他提出附加条件:暑期后再“续假一年”。行期初定于5月间,后延至9月,又改为11月,最后动身返国已是12月中旬。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窥知,北大方面望眼欲穿,锲而不舍;而蔡元培则一再延宕,进退两难。在回国路线的选择上,李大钊曾经建议蔡走陆路,顺便在苏联停留参观数日,并请苏方事先安排。蔡未予采纳,仍走海路,于翌年2月初返抵上海。约一个月以后,上海《民国日报》披露了一则蔡给北京友人的电文:“去国数年,一旦返籍度岁,甚觉愉快。目前时局愈形紧张,拟暂不北上。”〔7〕此时,南方国民党已准备兴兵北伐,南北关系自然“愈形紧张”。不久,吴佩孚在汉口接受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采访时声称: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北方则有蔡元培等人,年少之士被其所毒,必须加以遏制!此番言论经北京各报章载述,似乎更增加了蔡氏返京的难度。

不过,北大师生并不认为蔡校长即时返校有何危险,其“促归”声浪反而更高:几年来频频发送电函的人士和团体自不必说,连自称教课之外从不过问校事的周作人也致信蔡元培,对其滞留沪、杭深表困惑,直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值得注意的是,来信还提到:“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这里就触及到北大内部深层次的问题以致人事纠葛了。联想到前述为了适应非常之需,而提议删去校章中总务长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文之举,宽容民主如蔡先生尚且如此自由灵活地视现实需要而改动自己主持制定的章程条文,他人又如何能够确保学校法规执行中的庄严与严肃呢?看来,中国大学的法治之路还相当漫长,且需与整体社会文明共谋改进。北大“非蔡元培不可”的现象说明,所谓“教授治校”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远未成熟。蔡元培以胃病发作暂难北上等语简略回复了周作人。以后来的情形观察,周对蔡大失所望,以致两年后在北平大学区风潮中暗持“反蔡”的立场。

感到失望的不仅周作人,胡适应当亦有同样感受。蔡元培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南来的胡适会面。胡适北返后,不断致函蔡元培,促其返校,又托丁文江就近催促此事,甚至以若迟迟不来将“丧失资格”相警示。这期间,北大方面曾以评议会名义函告蔡校长:“本校经费,积欠已达十五阅月之久,最近三数月,校费之枯竭,尤为历来所无”,俄国退还庚款,为数甚巨,可用来接济国立各校,“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及时北来,进行此款,益以蒋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显然,北大方面此时迎请蔡元培回校,已经有具体目的:由他出面促成以俄款救济嗷嗷待哺的北大及国立各校。酝酿此事者,应当主要是蒋梦麟,胡适肯定亦参与其间。1926年6月下旬,胡适再次致函蔡元培,“报告各难得教员纷纷他就之警讯”,其中钢和泰先生亦可能将一去不还,因此请蔡先生以“从井救人”的气度迅即北上。然而,蔡元培对于所谓“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事由并不甚清晰,对蒋梦麟等人饥不择食过于热衷俄款的取得也持某种保留态度,更为关键的是,北京政府欲以他人取代北大校长位置,将蔡排入“先辞职”或“待免职”之列。故而,蔡元培采取主动,于该月末正式提出辞职。他给胡适的复信中申诉自己的主张,一再请“求恕弟之罪”,称:“弟对于先生不敢不求谅解,而其他则毁誉听之,不愿与辩也。”〔8〕从中可知,蔡氏再次辞职,原因复杂迷离,却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也是实情。

蔡元培的辞职,又一次使北大动荡起来,教职员代表钟观光、谭熙鸿专程南下坚请蔡取消辞意,北京教育部面对各方压力也只得表示“慰留”。最后竟形成这样的默契:蔡不再坚持辞职,而北大也不再催促蔡返校,北京教育部则不轻易触动北大校长这个“敏感地带”。如此这般,蔡元培“暂居校长之名”的状况又延续了一年……事实上,蔡元培此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奔走于江浙地区策应国民党北伐,重新回归其政治生涯。因而,有一种颇为苛刻的说法,认为蔡有“弃职北大之嫌”。然而,不论怎样,蔡元培虽然离开了北大,而他的治校精神却永远留在了北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年章太炎曾评论说,蔡元培自民国以来,“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9〕。近人吴方的议论则表现出更多的“理解之同情”:蔡先生乃理想主义者,他的抱负,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似乎挫折多于实现。他的屡屡去国归国,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他的不断辞职而又辞不掉,像是进进退退的角色,则显现出某种双重命运,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这种两难冲突,造成他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10〕。他们的评论,或许有助于人们深度认知蔡元培的“本真”。

注释:

〔1〕〔6〕〔8〕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3、708、758~760页。

〔2〕〔4〕〔7〕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1、643~645、723页。

〔3〕〔5〕《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3页。

〔10〕吴方:《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发布者:,本文摘自网络,如涉及版权请告知,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交流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