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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清华考试中的怪题:“孙行者”对联

1932年,报考清华的学生,在国文考试的时候,发现碰上了一道怪题对对子。出了上联,要求对下联,上联是“孙行者”。此题难倒了绝大多数考生,只有三个人据说对上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其中有一个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不过由于在清华考试之前,北大已经发榜,所以张先生没有去清华。怪题的制造者是陈寅恪,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可是,后来张政烺先生说,他答的其实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对“胡适之”的“胡”字,跟“孙行者”的“孙” 字平仄不协(都是平声)。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考生和舆论的大哗。批评的矛头,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因为对对子是旧式私塾的功课,而新教育没有这个内容。由于当时学界的复古思潮正在兴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怪题事件的制造者,恰好又是一个新传统主义的中坚,因此,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此反弹更加强烈。

不过,有意思的是,事情过后,别的考试都被大家淡忘了,唯独陈寅恪出的这个对子,却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识界仍然在传这个事情,对上了对子的张政烺先生,在人们的传说中,很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对对子事件所碰到的,恰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中国语文教育的阿基里斯之踵。

传统上,汉语写作是要求音韵上有节奏的,就是说,文字读起来要有铿锵的感觉,起伏的节律,因此要讲究平仄,诗歌如此,文章也如此,即使是散文,也要琅琅上口。同时,音韵上的讲究,是与文字的意蕴和色彩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文字不仅需要表达意义,而且还要有字与词本身含义的组合所传递出来的色彩,为意义生色。只有这样的文字,才算是好文字。八股文固然不好,仅仅就文字技巧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在汉语的文字写作技巧训练方面,它是符合汉语自身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塾教育对对子的训练,固然是为了日后八股文的写作,但对于学生掌握和理解汉语,其实倒也是必要的。

许多近代的名人,包括著名的学者,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往往对自己善于对对子的 “事迹”津津乐道。虽然说,中国古代也有白话文,但古代的白话文是同古代的文言文相联系的,是文言文的俗化,严格说不能用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诸健将提倡的白话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做一种新的语文,它是同西式语言相联系的,必须符合主、谓、宾,定、补、状的西式语法结构,其最后的归宿,就是汉字的罗马化。而当时的白话文主导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后一种现代白话的一统天下。

然而,在人们的阅读和教学视野内,文言文并没有消失,那种拖着长长定语和补语的欧化句子,虽然可能风行一时,但并不一定能真的俘获读书人的心。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写作方式的交战,最后的妥协,就是我们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写作方式既不像字母文字,也不像象形文字。这样的文字,是最难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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