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成功者

人生在世,几乎都渴望成功,谁都不愿意做一个失败者。对于曾国藩的历史评价,至今或许还有分歧,但他是一个成功者,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他为什么会成功呢?他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些什么借鉴呢?我想,凡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人都会对此有兴趣。那么,我现在就来简单地说一下他的成功之道。大致有如下九个方面。

1、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前面我曾说过,曾国藩早期在京师有过一段“内圣”时期。他的“内圣”功夫有哪些内容呢?归纳起来有四点,即修、立、储、养。

修即修身。他的修身功课为诚、敬、静、谨、恒。诚为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敬为敬畏,在内则为心有所畏惧。畏什么呢?畏道畏法畏舆情。在外则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静,指的是心、气、神、体都处于安静放松的状态。谨,主要指言语上的谨慎,不打诳语,不作妄言。恒,指的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立即立志。就在严格修身的同时,曾氏立下了澄清宇内之志。所谓“澄清宇内”,便是经邦治国、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的最大志向了。

储即储备才干。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发奋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二十三史及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亦读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实学书籍。以此完善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办事而储备真才实学。

养即培养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他通过做诗文和不断上疏来实现养望目的。曾国藩通过修、立、储、养的努力,在人格、才干、声望三个方面,为日后的绝大事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有后来唐鉴的竭力推荐,湖南官场的渴望和三湘士绅的归附。

2、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年底,一个改变命运的绝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先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在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唯一一个成就一番大业的就是曾国藩。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的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做大做强。回过头来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所谓团练,就是后来的民兵,结队编团定时训练,无事则拿锄头做农活,有事则拿刀枪械斗。这种组织都在县城以下,各乡都有。各省团练大臣都沿旧例,只是局限在县、乡一带办团练。曾国藩则不一样。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便上奏请求在省城建一大团,将湘乡1000人马调进省城,分为三个营,将这三个营派遣到各地镇压匪乱,维持秩序。这个大团虽不是正规军,但它一天到晚练兵打仗,住在营房,实际上已经是军队,湘军便这么出来了。这是做大做强的第一步。与绿营发生冲突后,曾氏干脆跑到衡阳去训练,把团练扩大为十营5000人,又练水师,水陆两支人马10000人,加上挑夫及辅助人员,人马达18000人。从衡阳出师时,水陆齐头并进,威威武武,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力量强大的劲旅。这是做大做强的第二步。到了打下武汉后,曾氏提出沿长江东下的计划,分南北中三路推进,除北路为湖北都督统率的绿营外,南路和中路均为湘军,他本人则为三路人马的总指挥。这个计划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曾氏的湘军便成为太平军的头号对手,一个省的团练便这样成了国家军队中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成了国家武装力量中的王牌部队,做大做强的设想得到了最好的实现。

3、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湘军的做大做强,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武汉的打下,这七八个月里,曾氏经历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溃逃四散、湖南军政两界的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等等羞辱,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经过一段短暂的胜利,曾氏来到江西后,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氏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这期间,曾氏遭遇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至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着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拿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和血吞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恤,一切痛苦自己担当。二是将仇恨吞到肚子里,让它生根发芽,变成复仇的动力。有野史上说:幕僚给朝廷拟奏折说湘军“屡战屡败”。曾氏将“战”“败”两字易了一个位置,变为“屡败屡战”。这一字之易,体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气慨:决不屈服,决不退缩,倒下了再爬起来,前人死了,后人再继续。这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精神的最生动的体现,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取得最后的大胜。这样的对手,哪个竞争者不害怕,他又怎能不获得最后的胜利?

4、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有野史记载: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人性质的严重性。这个事实曾氏当然清楚,他一方面需要这样,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消除人为的阻力和障碍,确保大目标的顺利达到。

曾氏为消除人为的障碍和阻力,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一)启用满人做湘军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为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层了。满人是少数民族,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它用联姻的形式把蒙古拴过来,但仍然属于少数,满蒙两族加起来不超过五百万人。它是靠军队打进关的,故对军队控制更严。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之分,八旗兵镇守重地,绿营兵则多做杂事;一些重要地方的绿营,其统领也是满人,至于湘军这样的军队,不是万不得已,是决不会让其出现的。曾氏对这些了然于心。为了消除朝廷的怀疑,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他用满人挂名为湘军首领,将这个满人从一个参将越级提拔为提督。后来打下南京时,论功请赏,他又把满人官文排在第一。

(二)尊重友军,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部队,有胡林冀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张沛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氏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氏发迹的,但曾氏对他特别尊重,胡也因此与曾关系十分融洽,不仅与他随时协商军事部署,源源不断地提供饷银,还为曾氏的复出,为曾氏谋求地方实职一再上奏朝廷。

(三)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以求后院安静,不添乱子不添麻烦。家中有人做了大官,家里的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向旁人索取。早在进翰林院之初,曾氏祖父就说过:“靠种地吃饭。”故而曾家人直接从他手里索取银钱的不多,曾氏对家中所承担的银钱负担不算太重。我曾经说过,在中国要做个一尘不染的清官很难,这难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亲亲文化。一个为官者必须为其家人承当经济责任,若家人需求过多过大,他的正当收入又不足以满足,他便只就好将手中的权去换钱了。曾家人比较多的是打着曾氏旗号去谋利。这里可分为被动、主动两种。被动是人家找上门来的,主动则是自己揽来的。如湘乡县亏空1.6万两银子,曾家几个兄弟们出头劝捐,这便是主动揽利。针对两种情况,曾氏叫父亲杜门谢客,叫众兄弟莫管闲事。

此外,家里要买田起屋,曾氏多半制止。军营要捐银子为家乡架桥,曾氏也只象征性拿了一点,并说用于私、用于公有区别,但将军营里银子搬到湘乡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能用公款为放大的私服务。曾氏这样做,都是尽量设法减少一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其人生的大目标铺平道路。儿子考乡试,他叫儿子不要递条子。九弟在家起房子,过于宏丽,在礼制上也有出格铺张等,他也去信制止。除开严格要求外,也不希望因此而招别人的指责,授人以柄。

有一件发生在老家的事更让曾氏十分不安,南京打下后,曾氏老家大兴土木,上正梁时唱赞歌:“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北京做皇帝。”曾氏听到这个消息,头上背上直冒冷汗,连忙打发人回去,严厉地批评此事,声明谁再说这样的话,就杀谁的头。

5、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有一个误区,以为它就等同于孔孟儒家,其实不然。传统文化其实还包括诸子百家的共同智慧。《庄子·天下篇》、《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都有很详细的表述。

据《汉书》记载,在战国时期中国至少有十大家,他们都有自己成套的学问。这十大名家为儒、墨、法、道、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家等。他们各自立坛讲学,著书立说,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昌盛的学术局面,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形成儒家一统天下的格局。但是诸子的学问依旧保存了下来。我认为中国后世的读书人之所以多迂腐不化,就是因为只读儒书而不读别家书的缘故,倘若诸子百家之书都读懂了,就决不是迂腐不通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大成就的读书人,都不是墨守儒家一家之说的,而是各家都取为我所用。曾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战国时的百家中主要的有十家,而十家传到后来又主要体现在三家,即儒、法、道。曾氏精通这三家学说,并适时而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氏的一个好友欧阳兆熊曾用“一生三变”四个字来概括曾氏事业轨道:早年由词赋之学转而程朱理学(我们知道,程朱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发展)这是第一变;回湖南任团练大臣,由程朱理学改变为申韩之学,这是第二变;守父丧时,他痛苦地反省出山五年后的经历,悟出了以柔克刚的道理,于是由申韩之学转而为黄老之学。曾氏的真正的大知己是这位欧阳兆熊,他可谓是对曾氏看得入木三分。用这“三变”来概括曾氏,真是又准确又简洁,深刻极了,绝妙极了。

这个“变”,不是前后否定的意思,而是说他的行事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以谁为主的变化。我们怎样看待这“三变”呢?应该说在三个不同时期里,曾氏分别主用的三家学说都是用得对的。尤其是经过第三阶段,他的人生境界便到达了一个炉火纯青的极高之地,他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也便就树立起来了。我在《评点曾国藩家书》说,这第三个变化是曾氏整个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让曾氏获取了成功,更大的意义是有了这一环,曾氏就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曾氏本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他给予人的启迪性和昭示性就将不衰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这一环,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来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个做过大事获得高位的能干人,至于这种能干人,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万的。

关于曾氏的儒法道的三家并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今天限于时间关系,只能提一下,以后有空,再作一个专题来讲。

6、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记载都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处,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透彻到洞若观火的地步。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五十四岁的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湘军统帅,在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封侯之享的同时,一面对他及其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颂扬恭维,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在九弟及其吉字营忙于抢掠财富,忙于争功的时候,曾氏则在尽力淡化自己头上的光环,缩小中箭的靶的。他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自己则做事不多;(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裁掉;(4)大撤厘金局;(5)修复江南试院,收买士人,堵住他们的口。就这样,曾氏及其所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7、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统帅的最大要务

前人说曾氏是将人则胜、自将则败,这话是有根据的。曾氏凡亲自指挥打仗,必定失败,例子颇多,但他会指挥别人去带部队打仗。曾氏不是将才是帅才,或许可以借用今天的话来说,曾氏不是专家而是领导。作为一个领导,要具有什么能力呢?曾氏在这方面的才能大过常人,用干部,我们将在下面说,先来谈出点子。将帅的最大点子是什么?最大的点子便是制定战略决策。

前面讲到的初期在省城建大团,做大做强,便是一个极好的战略决策。以后在衡阳组建湘军水师,也是一个极好的战略决策。我们在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个战略决策,即西路制胜之策。

咸丰十年春天,太平军与湘军之间的战事出现了一个突变,朝廷驻扎在南京城外孝陵卫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了,清军统帅逃跑的逃跑,自杀的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潜逃到苏州,苏州巡抚闭门不纳,只得仓皇逃到上海。

就在江南面临一片危机、朝廷失措,士气低落的时候,临危受命的曾国藩,充分显示了一个军事统帅的冷静和对全局的清醒认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被后来证明为正确的西面制胜之策。其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我念给诸位听听:

窃以为苏、常未失,即宣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而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克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洲、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

西面制胜决策,建在一个势字上,人们常说审时度势,军事上更看重这个。势,即形势、态势、趋势,就当时而言,这几个方面具体体现在长江流向的上下,即得以上制下之势。基于“自古平江南之贼,必据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的分析,曾氏提出,克金陵复苏常,必须得“以上制下之势”,具体地说,先收复长江,南北两岸的安庆、和州、池州、芜湖,将军队一步步逼近金陵,切断太平军与上游的联系,这对于清军来说就叫做“据上游之势”,对于太平军来说,即失去了有利之势。按这个计划,曾氏分三路向下游推进,收复长江两岸的城池,最后将金陵与长江上游的联系完全切断,金陵粮饷的来路基本就没有了。

8、识才用才,是领袖成事的第一秘诀。

大家都熟知,刘邦在夺取政权后与群臣有一段著名的“三不如”的对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本一个乡村无赖,他的最大的官职只做到亭长,顶多只相当于现在一个村长,但他却夺取了天下,而出身富贵人家的项羽却丢了天下,这里面的关键在于项羽不会用人,刘邦会用人,而且会用各种不同人才,将他们的才干充分调动出来,服务于自己的大事业,这正是刘邦的成功之处。刘邦所说的,其实也是一切领袖成事的第一秘诀。

曾氏的成功之道中极重要的一条,还在于他有杰出的识才用才的本事。时人说他善于衡人,尤擅长相士。曾氏用人的原则是德为主,才为辅,先看德行操守,次看学识,再看才具。他对人才广收慎用,因量器使。识别后,将他们一一合理使用。在识与用之间,他还善于培养人材。他的教育之点立足在褒奖,也就是多用奖励,少用苛责,他有两句名言“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在十多年的战争岁月里,曾氏依仗着千万人才成就了大事业,同时,他也通过这些战事培养了一批卓越人才。这批人才,对晚清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9、慎选替手,使事业后继有人

在识人用人中,曾氏尤注重对替手的选择。他在给九弟的一封信中就说:“办大事者,以选替手为第一义。”这说的是他自己的经验。

什么是替手?替手就是代替自己的人。超过自己的接班人。这种代替,有部分代替和全面代替两种。部分代替的人,他挑选出来作为分统、营官、哨官。全部代替的人,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接班人。曾氏很重视寻找一个全面的替手,经过多年的培养观察,他最后将李鸿章选为自己的接班人。曾氏与李的关系有几个阶段:结识— 雕琢—磨炼—寄予大任—视为接班人。事实证明,正是李鸿章将曾氏的事业推向前进。在军事方面:李鸿章的淮军最终平定了捻军,在后来日益壮大,成为晚清军界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在洋务方面:他大规模地开设兵工厂、创设机器局、选派留学生等等。曾氏只是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洋务的大局面还是他的替手李鸿章打开的。李对曾氏十分推崇,他与人谈话,口口声声称曾为老师,且称他所做的事都是老师所开创的。李鸿章执掌晚清军事、外交大权30年,权倾天下,炙手可热,曾国藩在死后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着高大的形象,与李鸿章的地位和推崇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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