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治史:我们不是读书人 只是动手动脚找东西

本文摘自:《职业时空》2007年第18期,作者:沈年耀,《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还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不是做文章,不是说教,不是搞政治宣传;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工作是整理史料,以建立史实。

傅斯年认为判断一种学问是否进步,取决于三个标准: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第二,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

总之,傅斯年强调研究历史学要能运用新工具(如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扩充新材料,“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相互促进,史学方可走上科学的大道。正因傅斯年视史学为一门科学,所以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成为“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也正因要建设客观史学,所以“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这正体现客观史学(实证史学)重视材料,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史料搜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整理史料。那么,如何才能把史料整理好呢?傅斯年的方法是:“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可使史实得以“近真”。这种方法也就是“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也可称为“史料整理学”。傅斯年说:“历代官修史书,不甚足凭,而私人所记,每取传闻,又多失实,后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而已。”因此,傅斯年所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实际上是指“我们要建立的近代历史学便是史料整理/编辑学”。它既是针对过去史学的弊病而发,又是针对近代史学的缺点而论:“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勿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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