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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包拯】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辩忠奸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在出任开封府后,在为民谋福去害方面,包公一如既往,从来不因为权贵当道而后退半步。当时,开封是北宋的首都,黄河的支流惠民河从城中穿过。很多权贵便在河的两岸占地营造宅院,还将河纳内的田地霸占,又营建园林,致使河道越来越窄,阻塞了水流。到了夏季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水患,给京城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包公经过实地调查后,立即调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筑。对于伪造地契、弄虚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严惩,并上报朝廷,撤其官职。包公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根本上清除了这一人为造成的水患。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姿峭直”。

包公一生俭朴为民,从不贪求百姓一点钱财。在端州任知县时,他改革弊端,每年只收取贡品数的“端砚”,绝不加码以压百姓。而前几任的县令都是肆意加上几十倍的数目,从中大取民财。到包公离任时,案头也没有一台当时全国闻名的“端砚”。百姓们特意精制了一台送给他,包公婉言谢绝,“不持一砚而归”。

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包青天。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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