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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茹自述和曹禺的感情生活

我初识曹禺,是在1947年春天。他当时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常找我谈心,他的呆气让我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他细致的感情又使他像个兄长与老师。我了解他被婚姻困扰着,很同情他的两难处境。

曹禺来看我,一个穷读书人,并不受到我母亲的欢迎,我们只好另觅地方谈心。每逢这种时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园路的公寓下边等我很久,我才能背着母亲出来。他那时总是骑一辆很破的旧脚踏车,带我到兆丰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去。我们互相爱慕,但也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事。

大约1948年底或1949年初,他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方瑞一起到我家来向我告别。他嘱咐我,不要听信外边的谣传,不要离开上海,并说,我的将来是大有希望的。我送他和方瑞下楼,一直望着他们远去,很是惆怅。

1978年“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王昭君》。当时,我正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剧原有的《昭君出塞》合并起来,搞个京剧《王昭君》,正巧这时曹禺来上海,我们才劫后余生重又见面。这次见面使两颗受过重创的心灵再也不愿意分开了。

就这样,相识三十多年后的我们,终于在1979年——他69岁高龄,而我已是56岁的老妪——领取了结婚证,司机老史是我们的证婚人,由此开始了我俩的晚年生活。此时的曹禺濒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一方面十分兴奋,埋头于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写表态文章、应景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受着内心百种痛苦的煎熬:他为千疮百孔的文化事业而痛苦;他更为自己写不出东西,或者说再也写不出他自信为好的作品而痛苦……

我俩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只有十七个年头。别人不能理解两个偌大年纪的人怎么比年轻夫妇还要相爱呢?曹禺走后这一年里,我渐渐明白了,这是两颗孤独寂寞的心灵在共同寻求着知心的抚慰与温暖。“知实难逢”,千真万确。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新书《李玉茹谈戏说艺》,陈肖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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