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圣女贞德”杨惠敏

1937年中日淞沪大战中,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冒死向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献旗,这种惊人之举和死守仓库的八百勇士的英勇事迹一起,震惊中外,美国新闻媒体称誉她为“中国圣女贞德”。但她此后的人生路充满了坎坷。

女童军冒死献旗

1937年8月13日,被世人称为“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爆发。当天,国民党部队72军88师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后升为团长)奉命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进入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当时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这四家银行合设的仓库,在苏州河北岸,此地位置紧临上海市煤气库,日军不敢轻易投弹,仓库东侧以及沿河一带都属于租界范围,驻扎着英、美军队,日军当时还不敢向英美军挑衅。因此,国民党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冒险选中了此地作为掩护部队撤退之所。

26日凌晨部队陆续撤退后,四行仓库被日军包围。此时困守四行仓库的孤军在谢晋元的带领下,以524团全团名义作战,其实只有一营战士(营长杨瑞符),378名士兵。27日起,日军对四行仓库守军进行了多次进攻,孤军作战,战士们身心俱疲,战斗力下降。为了鼓舞斗志,谢晋元致电张柏亭,请求给仓库守军送一面国旗来,并输送食品弹药等物资。

1937年10月29日晨,也就是谢晋元率部进驻仓库的第三天,一面12公尺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在到处都是侵略者旗帜的上海,此面中国国旗格外醒目。半个租界的群众都疯狂了,苏州河畔挤满了观旗的人群,连许多外国人也为之动容。一名英国军官在河畔集合了部队,下令部队举枪向中国国旗致敬。此事自然成了当天中外新闻关注的焦点,上海《申报》这样写道:“晨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激动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在这四面被围的严密封锁中,是谁为守军送去了这面珍贵的国旗,又是如何送去的呢?

原来,张柏亭在接到守军请求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商会,商会会长王晓籁又把任务具体布置到了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

在获知此消息后,团里的杨惠敏立即找到服务团团长,请求把献旗任务交给她。获准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太兴奋了,我有幸来做这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入夜后,杨惠敏从茶叶大楼出发来到四行仓库以东的公共租界溜过西藏路,从西藏路新垃圾桥匍匐前进。因为租界军的默许,杨惠敏得以顺利从西藏路东的租界来到四行仓库东侧,在到达东侧窗口时,已得到消息的守军用绳子把她拉进了仓库。

国旗送到后,军心大振,谢晋元亲率军官迎接。据杨惠敏回忆,当谢团长接旗时,他本人及周围官兵均激动落泪。献旗之后,谢晋元带杨惠敏参观仓库,并看望受伤战士。当看到战士们躺在血泊中的惨况,杨惠敏大受触动,遂向谢团长提出要一份守军的名单,以便国民纪念。这让谢晋元很为难,一方面要严格对敌保密,另一方面又不忍拒绝这位小勇士的一片丹心,于是他让文书从原来第l营的名单中临时抄了许多人名,做了一份假名单给了杨惠敏,此名单上的守军数目比实际人数翻了一倍,约有800个名字,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29日清晨,杨惠敏参加了守军举行的升旗仪式。当时守军连根像样的旗竿都没有,就临时找了两根竹竿扎成旗竿,配上绳索。升旗仪式规模不大,只有约20余人参加。

升旗仪式结束后,杨惠敏却不肯离开,表示要留在仓库为战士们服务。但此时仓库异常危险,据杨惠敏回忆,谢晋元亲自开了侧门,将她推了出去,并说:“我们永远记得你,去呀,冲过去,跳下河!”因为天色已亮,不可能原路返回,所以她跳入苏州河游回了对岸。杨惠敏回忆说,在跳河时,还有颗流弹从她身边飞过。上岸之后,杨惠敏得到了商会的接应,她马上将名单交给了会长王晓籁,于是“八百壮士”死守仓库的英勇事迹便被宣扬开了。而杨惠敏这位花季少女,也因冒死献旗的壮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传奇人物。29日这天,她的事迹和照片占据了上海各大小报纸的头条位置,《良友》画报还把她作为当期的封面人物。

献旗英雄名声大振

1938年,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问世,由袁牧之扮演谢晋元,著名影星陈波儿扮演杨惠敏。此时,杨惠敏更是出尽风头,影片放映期间,她多次受邀作游行宣传。南京沦陷之后,杨惠敏被召往战时首都汉口。在汉口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受到宋美龄的召见。

作为国民党宣传抗战的“形象大使”,杨惠敏于1938年8月被指派赴美国纽约华沙镇参加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在美国,杨惠敏在华侨界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极大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战。会议结束后,中央财政部又电汇了500美元资助她继续旅行,以宣扬国威。杨惠敏此后共接受英、法、德、意、荷等十余国的邀请,约两年内,巡回发表演说达300余次。

“英雄之旅”之后,杨惠敏回到了重庆,又被国民党多位要员接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甚至还安排杨惠敏在相关部门挂名,每月坐领干薪500元。不久,宋美龄又一次召见了杨惠敏,勉励她好好读书,并交待教育部安排。开始时,教育部安排杨惠敏到中央大学旁听,可好景不长,据杨惠敏自己说是因为她“太好动”,受不了这个第一学府的严规,所以后又被教育部保送到坐落于歌乐山的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就读。但在这里,杨惠敏也不安静,后因参加学生运动等原因受到校方警告,她一气之下又想离开。

一位美国侨胞帮杨惠敏办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与奖学金,因此她得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但是去美旅途遥远,为了凑路费,杨惠敏居然直接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他申请政府资助。在战时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孔祥熙直接批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给她,可见杨惠敏当时在国民党内受关照的程度!拿到支票后,杨惠敏决定启程前往香港,从那里转道去美国。出发前她又去拜见了宋美龄,向她辞行,宋美龄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还嘱咐她“凡事应三思而行”。就在杨惠敏在香港准备转往美国之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留学计划落空。杨惠敏只好化装成小商贩,夹在难民之中转回大陆。她经广东惠州赴曲江,在曲江县得到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收容。该委员会在曲江设有难民接待站,主任为陈志皋。

受命营救在港同胞

陈志皋问杨能否接受秘密接运困滞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回内地的任务。此时的杨惠敏充满幻想,一心想投身惊险生活,再创辉煌,不加考虑地就答应了,随后,按照陈志皋提供的名单,杨惠敏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营救在港人员,先后被她接回的要员有40余人,如东吴大学教授吴经熊全家与国府主席林森的亲属等人。

在营救过程中,杨惠敏与一位军统局香港站通讯员赵乐天认识并结伴同行。赵乐天当时一面为军统服务,一面在“跑单帮”,即可能是利用职务之便,在香港到曲江这条线路上做药品等物资走私生意。赵乐天很快发现了杨惠敏的利用价值,又贪图其青春年少,所以对她大献殷勤,逐渐赢得了杨惠敏的芳心并与其同居。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杨惠敏被赵乐天利用,并被拉上了歧途。据杨自己回忆,她在转运人员期间曾替赵乐天托运过两批西药回内地。

1942年,杨惠敏顺利完成了三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赈济委员会对她进行了嘉奖,并拟对她进行妥善安排。据黄慕兰(曾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从事党的秘密战线工作,后奉命脱党,以民主人士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在自传中回忆,“到1942年10月间,陈志皋怕杨惠敏在香港活动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暴露被捕的危险,就打电报秘密通知她即速回来,打算另行派遣工作队去接替她。可杨惠敏却抱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坚持要在香港冒险继续工作。”

得罪戴笠遭冤狱

香港沦陷后,“电影皇后”胡蝶有意回内地,所以动员、接运胡蝶回大陆的工作开始进行。据黄慕兰回忆,到1942年11月的时候,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已安全到达曲江。可是忽出变故,胡蝶人安全到后,行李却未到。

离港前,胡蝶把自己的衣物、行李约30口大箱交给杨惠敏代为护送。杨惠敏见要护运的行李太多,为了保证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决定把人与行李分开来走,结果这批“行李”却因太惹人注意,在广东东江一带被土匪抢去了。

胡蝶听说行李丢失后,又急又气,还大病一场。那么这批行李中究竟装了些什么,竟让影后如此动怒呢?

据胡蝶称,她行李内有自己的名贵衣物、首饰,还有各国名人朋友的照片、题字等,价值达几十条黄金。但据黄慕兰在自传中指出,这些行李中实另有它物,“他们(胡蝶)夫妻二人在逃难途中,哪会带这么多的行李呢?其实这些‘行李’之中,只有几件是真正的行李,绝大部分都是帮会头子的阔太太们和国民党高官的小老婆托胡蝶捎带的高级走私物资,诸如后方紧缺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香港购买并不贵,如能运到重庆出售,是很受欢迎的畅销货,可以从中大获暴利。”

这些财物丢失,胡蝶自然觉得在那些阔太太面前丢了脸,又气恼又心疼,同时也怀疑杨惠敏的话是否真实,会不会被她私吞了。胡蝶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有些交往,到重庆后也是先借住在了杨虎家,如此心痛之事,免不了要哭诉,所以杨虎、杜月笙便把此事转告了戴笠,请他帮忙查询。

戴笠对胡蝶垂涎已久,一听说此事即满口应允,他立即派人去湖南株洲,把杨惠敏及他的情人赵乐天一并拘捕,押往重庆。同时,派人南下四处追查这批财物的行踪。后曾发现这批货物曾在广西桂林一带市场上公开出卖,因其中有一件胡蝶自己穿的貂皮大衣被认出。但销赃的歹徒拿到钱后,早就溜了,根本查无线索。

调查无果的戴笠为了讨好胡蝶,按照胡蝶开列的失物账单,遣人火速从国外照单购买,然后谎说追回了部分财物。胡蝶虽心知并非原物,但考虑到这些物品价值更高,也就心领神会,不再追究了。

除了胡蝶的原因之外,军统逮捕杨惠敏还另有他因。据《黄慕兰自传》中回忆,“杨惠敏被捕入狱,这真是飞来横祸,天大的冤枉,而由此又追查到志皋(陈志皋)和我,更是意外之灾。但是事后仔细分析,却也并不奇怪,想必是我和志皋在曲江以赈委会的名义做了许多有利于加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特别是军统特务们的注意和忌恨……如今正好借着胡蝶的告状,就可以‘师出有名’地对我们下手了。”可见,杨惠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国民党方面破坏国共合作、打击中共的牺牲品。

杨惠敏开始时被监禁于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后转送重庆渣滓洞。军统局对她也甚感棘手,杨惠敏当时是国民党着重培养的国家级抗战英雄,且受到过蒋夫人的召见,所以并不敢用刑整她。审也审不出,放又不能放,戴笠干脆将这个案子拖着不办。据当年因违犯“纪律”,被拘押在渣滓洞的军统重庆特区西郊工运小组组长王仁德在1985年写的材料说:“杨惠敏在渣滓洞经常沉默寡言,仰天长叹,悲愤不已,十分憔悴。”

如此审问无果,戴笠只好给杨惠敏扣了个与赵乐天勾结,泄漏军事机密、有通敌嫌疑的帽子。

1946年春节时,经王仁德说情,渣滓洞看守所长濮齐伟才同意让杨与赵乐天一道排演京剧,分隔多年的杨、赵两人始初次面晤。杨惠敏感伤地说:“太侮辱人了,真是天大冤枉!我几次想自杀,只是死不瞑目。”

抗战的胜利给杨惠敏的黑暗人生带来了曙光。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将杨惠敏一案转给了地方法院审判,并做出了无罪释放判决。1946年1月4日宣判杨惠敏无罪开释。赵乐天获判罪刑已相抵,亦可同时释放。按理杨惠敏即可出狱了,结果却仍然被囚禁。因此案是戴笠交办的,放人须戴笠亲批不可,可直到戴笠死前也迟迟未批,所以虽然法院作了判决,也无人敢放。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南京失事,戴笠摔死后,他的亲信毛人凤才批准放人,把杨赵二人转押到了南京,在具结保密手续后放他们回了原籍。

后记

1946年获释后,杨惠敏曾在江苏镇江老家与赵乐天同住了几日,但后来据杨惠敏从家乡寄给一位监友的信中透露,几日后赵乐天出走上海,最终抛弃了杨惠敏。1949年,大陆解放,杨惠敏去了台湾,定居台北,已人近中年。在台湾,她继续受到国民党高层照顾,而且曾经再获蒋夫人召见。经介绍,她与年过花甲丧偶的台湾大学体育系教授朱重明结合。

1967年杨惠敏出版了回忆录《八百壮士与我》一书。1975年,中国电影公司开拍了影片《八百壮士》,内容大量采用了杨惠敏的回忆,由林青霞扮演杨惠敏。此片正式首映时,年迈的杨惠敏还亲临现场,以示对这段历史的纪念。

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在台北不幸遇车祸,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从此左半身不能动弹,连吃饭也困难。1980年2月,病床上的杨惠敏又突发脑溢血中风,神志模糊,从此再没有清醒过来,直到1992年3月9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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