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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做皇帝的奸臣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宋钦宗下诏要“两河”(河南和河北)民众向金归降。而后,钦宗赴金军军营。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率同太上皇后、诸妃、诸王、公主前赴金军军营。

至此,宋朝皇子中,只有康王赵构一人逃脱。他是由于奉命出使在外而幸免于被俘的。

金太宗完颜晟召集幕僚,商讨如何统治中原的问题。“光是支配辽(燕山南北)的版图,已使我们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最好建立对我们唯唯诺诺、听从指示的国家……”金人冀望的是由一个傀儡政权来统治中原,因此,谁担任元首是个问题。

“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与宋皇室毫无牵连……”这是结论。

结果,金人看中了性格温顺的张邦昌

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与康王替换而成为人质的肃王赵枢的随员中,有一个叫张邦昌的人,他属于主和派。于是,张邦昌从燕京回到开封,金人立张邦昌为皇帝,命他迁都金陵,以“楚”为国号。

金之傀儡国家“楚”的寿命,仅有32天。

虽然贵为“皇帝”,张邦昌的政治主张还是以宋朝的利益为出发点。毕竟,他是宋朝之臣,是在金人的强迫下成为“皇帝”的。“我是被迫就帝位的,我希望尽早脱离这个地位……”私底下,张邦昌泪流满面地对亲信说。

大楚皇帝即位这出滑稽剧登场的32天后,为兵力不足所困的金人,由于领土内契丹族屡次造反,不能长久将军队驻留在河南,终于匆匆撤退了。

他们自河南撤兵时,带走了包括钦宗、徽宗、后妃在内的宋朝皇族470余人。

金兵撤退后,张邦昌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退位。没有皇帝的存在,楚这个傀儡国家也就自然消灭了。但如此一来,老百姓要由谁来管理照顾呢?张邦昌抬出过去为哲宗皇后的孟氏,让她以“宋太后”的身份实施垂帘统治。孟氏没有被带到北方的原因是:她虽然曾是哲宗的皇后,但后来被废,在皇室名簿上并无其名。金军是根据名簿要人的,她因而没有被裹挟而走。

如前所述,皇室名簿上记载其名而人却不在首都的亲王,只有“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一人。如今,康王赵构已在济州、濮州二地招募到八万兵员。这支勤王之师还没有来得及救援首都,徽、钦二帝就被掳北上了。

五月,康王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改元建炎。也就是说,1127年四月之前是靖康二年,五月起则为建炎元年。

张邦昌立刻从开封赶赴商丘,晋谒康王。“臣罪该万死……”张邦昌呜咽着道。

“让你受苦了。”康王道。康王曾经以人质身份前往金营(后换为肃王),张邦昌则与之随行。康王对张邦昌有着同病相怜的怜悯之心。“和皇上分手后,微臣着实吃了不少苦。”张邦昌回答。

“听说你当上大楚皇帝,但那是被女真族所逼,无可奈何。女真军队撤退后,你立刻宣布去除帝号,朕对这一点深深嘉许。” 在康王即位的同时,孟太后“撤帘”——也就是说,孟太后的摄政政治宣布结束,从此康王开始亲政。

史家习惯上将这以后的宋朝称为“南宋”,对以前的宋朝则以“北宋”名之。康王赵构就是南宋高宗。高宗即位之初,就颁诏赦免了张邦昌。他事前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高宗知道,张邦昌在答应成为傀儡皇帝时,曾经向金人提出如下条件:不得损毁宋朝历代皇帝之陵墓;没收政府官库乃不得已之事,但绝对禁止掠夺民家。高宗认为张邦昌保护了祖宗陵墓,有此一点,不但赦免其死罪,还封他为同安郡王,安置潭州(今湖南长沙)。

对于赦免张邦昌一事,以宰相李纲为首的主战派表示强烈反对。不久,李纲兼任御营使,成为兼管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负责人。他派出使者前往潭州,对安置在该地的张邦昌传达“赐死”旨意。

“吾命休矣。”张邦昌仰天服下毒药。

史书称: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今属河北)人,举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死时44岁。

张邦昌死后,金太宗闻之,大怒,再次举兵伐宋。事实上,金人并不是哀悯张邦昌的死,而是因此有了出兵的口实。

高宗一路南逃,由扬州而金陵,由金陵而临安……

给张邦昌“量刑”

老实说,我对张邦昌的认识,完全是小时候受《说岳全传》的影响。记得那时“说岳”的连环画系列中,有一本书名就叫《张邦昌卖国》。小说中的张邦昌不仅残害忠良,奸谋倾社稷,连金人都说他是宋朝第一大奸臣,与后来的秦桧并列大坏蛋。

小说的影响力真是了不起,这样的印象维持了不知多少年。直到有一天翻阅宋史读物,才发现此人冤得很。宋代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俘,金大宗命另立别姓为傀儡天子。当时宋朝百官讨论半天,为免金军屠城,大家推举当过两个月宰相的张邦昌继位。张邦昌绝对不愿意做此等僭逆之事,打算自杀,有人劝他,如果他自杀了,将使一城生灵涂炭。张邦昌迫不得已,只能应命。在册立仪式上,他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忍叛立。虽然他的傀儡政权国号“大楚”,但他始终不立年号,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贺,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等金军北归后,张邦昌一面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一面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垂帘听政,他自己退位,仍称太宰。“大楚”傀儡政权实际上仅存在了三十二天。尽管如此,赵构即位后,仍将张邦昌贬官赐死。(以上引自虞云国的《细说宋朝》)

到了《说岳全传》中,张邦昌的罪行就远远不止僭逆一项,小说前半部分的种种坏事都跟他有关。这些当然并没有历史依据。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思维定势,先划一条线,分清好人坏人(忠奸),属于坏人这一边的,尽管往他身上泼脏水也没有关系,孔子早就说过:“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老百姓的普遍心理,但历史研究却不能这样天真单纯。张邦昌在《宋史》中列入叛臣传,不管他怎么不情愿,如何冤枉,这一点却无法否认,但是其他罪行有没犯呢,似乎应该还他一点公道,好比同样是定了罪的犯人,判一年徒刑和判死刑,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对历史上已经有定论的其他“坏人”,也应实事求是“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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