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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罗箭回忆父亲:“打黑”公安部长罗瑞卿

《中国经济周刊》第45期刊登该刊记者对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长子罗箭的专访,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故事,摘登如下。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在罗箭的记忆里,父亲刚上任的公安部,从组建公安部队开始就非常忙碌。然而,罗瑞卿面临的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社会局面。

“解放就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是很多人受到一些反动势力的影响还是不敢讲真话,所以当时展开了清匪反霸的行动,接下来就是清理妓院,禁毒戒毒,这几个重拳打出之后,北京的秩序好了很多。 ”

罗箭说,那个时候不叫“打黑”,而是打击“恶霸”。公安部提出了治安的目标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当年打击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遗留人员造成的,而那些恶霸等原本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爪牙,所以必须全力打击。”

罗瑞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为了“打恶”,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

“刚建国的时候,在北京的四郊有‘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还有‘四亭’、‘十二爷’等等。他们的势力少的霸一个村,多的霸十多个村。强占田地、钱财、妇女,敲诈勒索、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另外,天桥一带的治安也特别混乱,那里住的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有三轮车夫、苦力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摆个小摊都得交保护费,若是不懂规矩过了地界,轻则挨打,重则丢命。所以人民群众要讨还血债,要求政府为他们申冤报仇。”

“另外就是禁毒,我父亲对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都亲自查,他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

北京的妓院在明清时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日占时期,北京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我父亲指挥公安局统一行动。”一场结束二千多年恶俗的封闭妓院大战就此开启。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一夜之间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1268名妓女。“解救出来的妓女,政府给她们检查身体、治病。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她们掌握谋生之道,很多人都去了纺织厂工作。”罗箭说。

人民警察(简称“民警”)的称呼,其实是罗瑞卿最早提出的。“当时是他向毛主席建议的名字,这也是为了和旧社会的警察有所区别。”罗箭说。

有一天,罗瑞卿从公安部大楼步行到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的住处。这时发现一个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时态度粗暴。“一个小贩推着车占道卖菜妨碍交通了。警察态度不太好,就和小贩争吵起来了。后来,警察将小贩的推车掀翻了”。

“我父亲就过去教育批评他。警察说你是谁,你管得着么。秘书就告诉他这是公安部的罗部长,警察吓坏了,说以后一定认真改正执法态度。”

罗瑞卿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应该做人民警察。”

“包括执法之前先敬礼,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罗箭说。

罗瑞卿认为,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必须从基层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南宁、杭州等城市的十几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1957年4月10日下午,罗瑞卿来到重庆市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的二楼。走到楼梯口,见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

罗瑞卿问:“我能不能上楼?”

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能,能。”

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这种牌子对坏人不起作用,对好人则印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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