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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世家(四题)

扬州闲话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早没了当年盐商云集、财货辐辏的盛况。平山堂前桃花渡,瘦西湖侧柳絮红,景物依旧,却向哪里去觅风流太守风流诗?前些年有个大小说家李涵秋,作一部《广陵潮》,专写民元后的扬州,才见得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百代繁华,只剩得二分明月,与一座萧条衰败的旧江都。

几个月前,从江南哗啦哗啦地退下来许多兵,一气涌进扬州城,找房屋,征粮草,人欢马炸,倒是给素常清净的街道添了几分喧腾。只是家家紧闭门户,反显出这一份热闹的诡异。这些年,兵来兵往,马蹄都快把大街的青石板踏碎了,扬州人大约也麻木了。只要地方绅商维持得住,这些兵不至于烧城掠户,就随他们去吧。

有一个人不这样想。

此人叫许蔼如,是城东利源记当铺的少东,家境不错。许蔼如年轻时,曾经被家里送到上海读过两年大学,算是新文化人。回乡多年,日子倒也安稳,吃早茶,淴晚浴,平日常见他跑跑衙门,或者在街头握一管笔,往本子记些什么。然而人是很好的,遇见叫化子,照例是五六个铜元,家里生意虽不大管,也并没有坏下去。

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县衙门前的告示上,打了红勾。

1927年8月24日,北伐军在大胜关附近发现孙传芳军队乘坐大批民船渡江。从这一天起,十余万南北军队在长江两岸开始了长达七昼夜的血战。史称“龙潭之役”。

由于渡江中流遇袭,孙传芳虽有英国炮舰的掩护,仍然难逃一败,30日夜,孙军丢下一万余名俘虏和两万余支枪,溃逃回江北。经此一战,北伐成功,已指日可待。

南京政府有没有及时收到孙军渡江的情报,众说纷纭。但就在8月24日当天,上海《申报》、《新闻报》都用三号字在头版登出了“孙传芳军队即将渡江”的报道。掐算时间,报馆得到消息时,孙传芳军队的船只还没有出发。

许蔼如在上海读的是商科,但他对做生意兴趣不大。倒是每天读的《申报》和《新闻报》,让他对记者这个行当生出了羡慕之心。回乡后,他主动去信上海两大报,愿意担任两报在扬州的访员。

当时上海的大报将全国各地区通讯划分为几个等级:首都北京,自然是一等,天津次之,汉口、广州又次之。湖南河南这些南北交战的要地,不过是三等,小小一个扬州,既非战略重镇,亦非通商口岸,只怕要排到五等六等去了。许蔼如有没有新闻稿寄来,大报馆的编辑根本不会在乎。只有许大少自己,总觉得有乖职守,一个访员,找不到新闻,算什么呢?

孙传芳军队北撤,驻防扬州,百姓都怨气冲天,许蔼如倒觉得是一个机会。不过孙军驻防以后,扬州的邮电检查骤然收紧,有消息也传递不出去。等到孙军将要渡江的消息传来,许蔼如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冒险跑到电报局给上海发了个电报,电文只有四个字“孙军渡江”。

许蔼如的电文究竟是怎么通过宪兵的检查的?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渡江失败的第二天,就有人将许蔼如发电报的事,报告了扬州防守司令。

扬州防守司令刘士林,是孙传芳的外甥。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即下令逮捕许蔼如。许家在扬州,也算是有头有面的大户,许太太到处请托,可是军队的事情,谁敢拍胸脯?一直拖了四五天,最后由本城商会出面,三百多家商铺联名作保,刘司令才松了口。

许蔼如是被担架从县狱抬回家的,脊背被皮鞭子打得稀烂,人只剩了半口气。许太太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只顾劝:人回来就好,养伤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将来莫再和背时的报纸打交道啦。

许蔼如的背伤还没有换第二遍药,孙传芳到了老河口。

刘司令把许蔼如发电报的事,一五一十报告孙传芳,还添了句话:“要不是许某发这个电报,南京政府不会早做预备,我们也不会败得这样惨!”

宪兵们把许蔼如从家里床上拖了出来,一直拖到老河口的河滩上,两挺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直到把许蔼如打成肉泥。孙传芳还下令,江边曝尸三日。

隔天,衙门贴出告示,告示上说,许蔼如充当奸细,出卖军情,现已依律正法,以儆效尤。

诛杀奸细,何代无之?不过,许蔼如与过往的奸细不同,他不是为了钱财(当时各地访员没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于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尽“访员”的职守,为中国人刚刚熟悉的“舆论”贡献一点力量。

大公报复刊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这样评价从晚清到民初的中国报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国报人没有英美同行的办报环境,一部中国现代舆论史,字里行间,不仅油墨濡染,更有血迹斑斑。许蔼如的事迹,若不是有位同乡偶尔记了一笔,还有谁会记得他?便是当年名震一时的报人,又有几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书晦暗的角落里?

教父梁发

我想写这个人的故事已经很久了。

他叫梁发,又叫梁阿发。一听就知道是广东人啦,爱阿不阿的。他的家乡离广州70英里(也有人说200里),不知道是粤东哪个县,总之比较偏远。家境贫寒,11岁入学,只读了四年私塾,就来到省城打工。那是嘉庆九年(1804)的事。

他在广州当学徒,学的是画工和木版印刷。干了十余年后,一个洋人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爪哇国做几年活。他想了几天,好在还未娶亲,去就去吧,家乡去那里的人也很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嘉庆二十四年,梁发回到家乡。可是他的身份已经大变,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册子,分送诸亲友。大家这才知道,梁发已经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还听说,他在爪哇帮着鬼佬教士刻书,但是和唐山的书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长老长的。

梁发的行径很快被官府发现了,异端!逮捕,烧书,毁版,笞三十。那时洋人的势力远不如后来,但还是足以把他保出来,送回爪哇。梁发虽然吃了些苦头,却让洋老板看到了他的虔诚。四年后,他被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职。就这样,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50岁,他再次回到了广东。他死的时候66岁,16年间,他目睹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中国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他隐约知道外面天下大乱,可是老迈的梁发不会想到,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变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历史书上说,在梁发回国前两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经在广州等地流行。一位来广州考举人落第的秀才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回乡后,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细读了这本书。他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十年后,他们根据这本《劝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

梁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帮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那个后来大家叫做马六甲的地方,他负担了一份中文杂志的刻印和编辑。他毕竟上过四年学,懂得中国人的想法,他来编中文杂志,效果比那些洋人当然要好。

他编的杂志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弄错,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这一年,“中国报业之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当一名低级编辑,《申报》创办人美查还是个英国小混混,而未来的《申报》主笔蔡尔康刚刚两岁。我们还要等上18年,才会诞生一个与梁发同乡同姓,凭一张报、一枝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

救命钱

彭翼仲一生办报,有三次生死关头,这是第二次。

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京话日报》出版。问问北京九城的老少爷们,什么是报?一准有人告诉你:洋报!福音堂里洋鬼子神父派的小册子,叫个甚《万国公报》,北河沿开洋货铺子的日本人、高丽人,看的那叫《顺天时报》,上面不印咱大清的年号,叫个“明治”!

那都是洋鬼子骗人的玩艺儿。瞅着吧,等老团回来,把报馆都毁喽,办报的人,都咔嚓!砍头!

你给他说:这是咱们华人自己办的报,看报可以长见识,可以代游历,可以发财,可以治病,可以省钱……才卖三个铜子一份。白给也不要!

在街边树上阅报牌,见天儿贴上一份报,实指望大伙儿看成习惯,知道报是个好东西。没几天,报被撕了,阅报牌被拆烂,塞了哪家的灶膛。

报馆访员上各处地方去访事,谁都是捂着堵着……对你有利的事儿你怕人知道,对你不利的事儿你捂着干吗?大公馆的门房,嗬嗬,出去,出去,跟赶狗似的。但凡跟报馆有点子来往,就有人背后戳脊梁骨:好好一个人,怎么就当了汉奸!

这报,它能不赔吗?

前半年,赔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因为张数太少,印刷模糊,所以售路不广。好!老彭把家里住的房子抵押出去,还找亲家借了钱,添了新印刷机,每份报从四版改成六版。

到年底,还是赔。这年关,怎么过?

彭翼仲将箱底子翻了又翻,什么值钱的都没有……终于想起,老太爷留下一块钻石表,总可以抵个几百块的,虽说是老太爷唯一的遗物……太太说,在老宅呢,几个兄弟守着,一时半会想取出来,难!

要债的堵在门口呢。

想起一个人,吴幼舲。提笔写条子,以此物为质,求抵二百两银子。当物一时不可得,乞兄凭空暂借二百两。

信送出去。心下忑忐:这样子空手求人,靠得住么?大年下的,谁家不急用现钱?要是回报说没钱,债主子怎么打发?这报还怎么往下办?

一滴泪滴在空白信笺上,顷刻洇开。抓起一把裁纸刀,试了试锋,飞快。在墙上刻了八个字:子子孙孙,莫忘今夕。持刀,坐定,只等来人报一声没钱,就用它殉我的《京话日报》吧。

嗵嗵嗵,院门捶得山响。太太开门声,交谈声,脚步声。郭四响亮的嗓子:“二老爷,吴老爷的钱借得了!”

转过年,《京话日报》继续出版,加赠附张,仍售三文。

发配新疆的理由

候补同知彭翼仲,庚子事变后突然弃官不做,于光绪三十年(1904)办了《京话日报》。这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人,指摘朝廷弊政和不良官吏,同时极其反对义和团,也不喜欢南方的革命党。它的宗旨只是:开民智,开兵智,开官智。

1906年,《京话日报》已经成为北京影响最大的报纸,日销一万多份。彭翼仲又办了一份《中华报》,每日忙得不可开交。朋友介绍了一对日本的藤堂夫妇(其实丈夫是中国人,叫任文毅,娶了藤堂梅子后,改名藤堂调梅)来北京找他,彭翼仲就将他们安排在京话日报社的后院。一切都很正常,只是那个藤堂调梅,长得实在像一个人。这一点也没人在意,北方民众谁也不认识那个人,除了那些从天津就开始尾随藤堂夫妇的密探。

第二天,北京侦缉队长史伯龙来访。他和藤堂调梅大谈其天,话里话外都在套话。藤堂居然就顺着调子,大谈他此次来京,是要向朝廷上条陈,以挽回国运云云(都是疯话,此人在上海还自称是慈禧太后的私生子)。史伯龙辞去,不久就带人来抓藤堂。彭翼仲勃然大怒,坚决不交人。这下惊动了外城警察厅和民政部。他们会商的结果,认定藤堂调梅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于是先逮捕彭翼仲,再去抓藤堂夫妇。

孙中山!藤堂相貌风采,酷肖那位南方革命党党魁!可是毕竟只是像而已,藤堂调梅在北京有很多姻戚可以作证,何况藤堂已经入了日本籍,日本使馆出面,警察厅只好释放。怒不可遏的彭翼仲当然不依不饶,威胁要上诉都察院。北京报界也一齐发动,攻击警察厅非法逮捕报人,摧残舆论。北京警察厅擒虎容易纵虎难,知道一放彭翼仲,此人定不肯善罢甘休,加上平时就对《京话日报》怀恨在心,于是设下了一个陷阱。

他们将彭翼仲移到一所空宅看管,非常优待,还允许彭的小妾入内随侍,又派一名科员朱纶担任“陪伴员”。彭翼仲的小妾听说警察厅对彭意图不利,带了支手枪防身。没几天,朱纶向警厅禀报:彭翼仲不服讯问,擅自开枪,击伤警官。民政部立即具奏朝廷。很快,奉旨:彭诒孙(翼仲)着发往新疆效力十年,《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查封。奇怪的是,彭的罪名改成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看来,“孙文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引子。此事的主使,据说是袁世凯。

北京舆论大哗。很多市民天天看《京话日报》,早就把彭翼仲当成了好朋友,加上彭经常到戏园子里演说,认识他的人多得数不清。可是谁又能改变西太后的懿旨?起程那天,北京市民齐集大佛寺,达数千人,赠送程仪无算。还有一个《京话日报》的“讲报人”醉郭,自愿陪着彭翼仲发配新疆戍所。

这一去,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清廷逊位后,彭翼仲才被放归北京。他雄心犹在,复办了《京话日报》,但是人已经不行了。没两年,就将这份报纸交给了他儿女亲家梁济的儿子,梁漱溟。从后来当面抗争毛泽东的梁漱溟先生身上,依稀能看见他这位姻伯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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