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林风眠师

小鸟

我曾经是林风眠的学生,我发现,市面上出的不少林风眠的传记,大多是抄袭而来的,连林风眠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去年“笔会”上曾刊出林风眠1989年在香港画的一幅《小鸟》,使人很容易记起他在1963年画的另一幅小鸟(标题为《立》)。这两幅画大同小异,不同的地方就在眼睛。原本1963年的小鸟是与“知识分子的春天”有关的。

1962年的二月,全国科技会议在广州召开,聂荣臻强调不扣帽子,请大家畅所欲言。于是有人提出:“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称我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一天才能摘掉这顶帽子?”到三月份周恩来亲自声称:知识分子一样在为人民服务,所以也是劳动人民。陈毅也作了“脱帽加冕”的讲话:知识分子脱出资产阶级帽子,加上无产阶级帽子。大家听了无不欢呼。这阵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如季羡林也动了真情,写了一篇《春满燕园》,引起一片欢声,甚至被各校选入教材。

到了五月,冷静而深沉的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提醒大家说:“我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拿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喜欢创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去,倘若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头去……他们就会怒火上身,举起棍棒来个迎头痛击”。这打手就是姚文元和张春桥。

林风眠在1963年画了这一只小鸟。在“反右”时,他已有被斗的经验,躲过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个“中右分子”。所以这只小鸟画得比较含蓄:全身涂黑,突出一个大大的眼白,在眼白中好像非常草率地抹了一笔不方不圆的黑眼珠,于是小鸟就表现出一种惶恐不安的神情。关于花鸟画,林先生曾说:“画鸟就在于画鸟像人,画花像少女,其实画鸟只像鸟,那又何必画呢?拍照好了。”所以鸟的不安,正是人的不安,是当时对春风变成乌云的不安。有趣的是在这只全黑的小鸟的背景上,却画上了两片艳丽的秋叶,充满了阳光与温暖,充满了期待。一时间这只小鸟,成了出版物上最热门的林风眠代表作。

可怕的是不安终于变成更大的灾难,“文革”一来,林先生被套上一顶不知从何而来的特务帽子,抓进监狱,一关四年多,逼供不讲,就那反铐也叫他终生难忘——双手铐在背后,吃饭时,只好像狗一样,用嘴去凑食盆。不容你想有半点人的尊严。

一辈子不拉私人关系的他,这时也很后悔:没有在周恩来去世前,请他帮忙,让自己出国探亲去。(他与周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有深厚的友谊,周恩来到上海时常会问问他的近况,有时还和他个别交谈,但林先生从不提个人要求。在周恩来去世时,林先生特地画了一张周最喜爱的马蹄莲,写上“敬献给周公风眠”。挂了几天,最后火化送上了天。)后来幸好得到老乡叶剑英的关怀,才去了香港。到香港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画画,从此他又可自由地出以真情地画画了。

母亲

林先生的母亲姓阙,是个永远年轻,永远美丽的妈妈。

林先生在79岁写的“自述”中说她:“中等身材坚实耐劳的性格,她有美好的面孔和双眼皮……”特别是她又长又黑的头发,他记得,自己五岁时“在她怀里发小孩脾气,抓弄她的长发,纠缠得她没有办法继续梳洗头发……”

1900年,林先生出生于广东梅县的一个穷困山区,家境贫寒。由于缺乏营养,先天不足,发育不全,出生时又小又丑,险遭抛弃,是他年轻的妈妈死命夺回了他。

母亲来自山区,又是苗、瑶族的后代,生性天真朴实,却受到长辈的歧视与欺侮。后来她与外来的青年私奔了,又很快被捉了回来,按当地风俗,要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当时只有六岁的林先生奋不顾身,拼死来救母亲,被众人抱开。最后母亲被卖他乡,不知所终。后来林先生从巴黎回国,曾多次寻找母亲下落,都无结果。移居香港后,他请亲属在修缮祖坟时,由他的侄女在他父亲的墓碑上刻下了母亲的名字:阙亚带。

一个六岁的瘦小体弱的孩子,却要承受被夺去母爱的苦难,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白痴

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位国民党官员刘建群(后来曾任台湾立法院长)久慕林先生大名,曾到重庆乡下拜访,看到他竟借住在一间简陋的仓库中,不禁感慨道:“住在这种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林先生事后对人讲:“我既不是白痴,也不是得道之人。我只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正是那间破旧隔室,那张白木桌子,那些厨刀、枯枝、油瓶、洗衣板,让我真正变成人的。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这时的林先生,正是“四十而不惑”的年龄。

林先生在26岁时受蔡元培邀请,由巴黎回国任北京国立艺专校长,29岁任杭州国立艺专校长。抗日战争后,北京、杭州两校合并,却很难合作,引起纠纷,林先生怕在倾轧中伤及青年学生,就辞职回了上海。谁知当时的汉奸政权派了褚民谊来拉拢他,吓得他连忙离别妻女,只身经海防、昆明,到了重庆,在政治部第三厅挂了个小职员的名额,靠低薪过日子。反思过去,他不愿再为名利所惑。在战争年代,画家们走着不同的道路,如徐悲鸿就以抗日爱国为主题,开画展、搞募捐,出入于文化界、侨界及政界,影响日甚,也自立了门派。他的好友刘汝醴曾劝他杜绝社交,集中精力搞创作,徐悲鸿反问道:“与世隔绝起来,新艺术运动的担子交给谁?”他又说:“如果我和那些阔人素无往来,我培养的青年,如何送出去?”这样看来,离群索居的林先生,就难免要被人看作白痴了。

我是抗日战争时考入国立艺专的,那时校风很开放,重庆的社会名流都被请来演讲,如冯玉祥、宗白华、曹禺、丰子恺,还有徐悲鸿。国立艺专受林风眠影响很大,很早就流行印象派了,而徐悲鸿却把印象派大骂了一通,这正如他自己标榜的:“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后来我进了林风眠教室(当时一位教授一个教室,学生可以自选),才看到他是一位毫无师道尊严的,经常笑嘻嘻的老师,与学生一起聊天,一起开玩笑,高兴时做个鬼脸,伸伸舌头,到老还是这样,一直像个天真的小孩,并以此为乐。

他非常喜欢与青年学生在一起,而且非常爱护学生,很像一位慈祥的妈妈。你画不下去时,他会说:“画不出就不要画,出去玩玩。”他甚至会劝你说:“画不出就乱画嘛!”他要你放松,不要紧张,不要勉强,他也从不指示你应该怎么画,只是指着一幅画问你:“你看味道怎么样?”对你的画,他爱说:“我很喜欢这一部分。”他这是鼓励你、启发你自己去思考。

林先生对学生一再强调:“美不分区域,不分派别,只有真和假。”画画要出以真心。他要求你“不骗人,不骗自己”。据说有人问胡适为何研究《红楼梦》,胡回答说:“好玩。”好玩就是出以真心,好玩、有趣,才能画得好画,只在命题的框框里是画不出好画来的。所以林先生的画大部分实际上是没有标题的,他只用心去画,也让你用心去感受。

胆子

画家罗工柳说:“他为人胆子小,非常老实、仁慈。他带我们逃难时,一路上很苦,很困难,有时林先生都急哭了,那是对别人的爱呀,真像是一位老祖母;但他对艺术却是胆最大的,非常泼辣。”李可染在饮誉画坛后,曾经带着画请林老师赐教,一个一再婉辞,一个真诚请教,林不得已,只说了一句:“你胆子还不够大。”

林先生从小瘦小软弱,天生胆小。一般人都看不出来,由于先天不足,他有点“鸡胸”,脚也比常人小,没人的时候他爱穿女式布鞋。他深居简出,住在上海南昌路时,一般人来他是不开门的。但对学生(包括那些年龄相差无几的“老学生”)和老朋友,他是来者不拒的,进了门就海阔天空,童言无忌,受到林先生的感染,大家都天真起来,返璞归真了。上世纪50年代,我有位搞音乐的好友李梦熊,一定要我帮他求见林先生,一见面很谈得来,林先生就请我们上楼,看他新近的作品,其中有幅孙悟空,那金黄的颜色好像从画中跳了出来,李梦熊脱口而出道:“我好像听到锣鼓声……不过有点不协调。”林先生就说:“现在不就是这样么?”林先生是不问政治的,只是在生活中有所感,就在画中表现出来了。当然,这样的画只供几个知音玩赏一下,拿出门去是要找麻烦的。这一类画,到林先生去世,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大约早被胆小的林先生毁掉了吧。

但在学生有困难时,他就像老祖母似的,不能再胆小了。居港后,他的义女冯叶看到一篇回忆文章,讲当年李可染受反动当局迫害,林校长就送给他六十大洋,帮他逃出困境。冯叶向林先生核实,他笑眯眯地说:“好像有这回事。我都忘了。”帮助学生逃离迫害的事的确不少,有的学生已被关进狱中,林先生不避艰险,面见警备司令,担保释放。他在“文革”中的那四年牢狱之灾,也是为援救学生引起的:一位姓邓的学生,是地下党员,在林先生掩护下从日本监狱中逃了出来,“文革”中他又被怀疑为日本特务,由于受过林校长的掩护,于是把他也牵连进去了。

越是到了晚年,林先生越是希望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能由青年学生不断地发展下去。在林先生九十寿辰之前,北京、上海、杭州文艺界不少人曾通过华侨筹集了一笔资金,要搞一个林风眠艺术馆,却被林先生坚决谢绝了——他谢绝了一切开会、开画展、出画集的事。可是一百万资金已经捐来了,于是林先生诚恳建议:成立一个扶植青年美术的基金,而且以爱国华侨的父亲来命名。

在名利前面,林先生一向是虚心退让的;而大胆泼辣都表现在了美术创作上。林先生有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在晚上画画,一次百张上下,速度很快,再反复修改,有时把前一天的画全部撕掉,重新再画,过一段时间,拿出来看了又看,改了再改,那线条,有如闪电。林先生说:“线条是画的灵魂,我已画了几十年线条了,终于熟练了,也只有在这种速度下,技巧才能表现思想。”如1963年及1975年画的菖兰,那红颜色真是如火如荼,名副其实的大胆、泼辣。尤其是1975年的一幅,比十多年前的那幅更有活力,在艺术上他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林先生称自己作画是十月怀胎,其实有的画在肚子里酝酿何止十月、十年?比如他画的裸女,从1949年起就极少画了,画了也不给人知道,这也是为了怕惹麻烦。1977年到香港后,再没有框框了,创作激情冒出来了,他最先选择的题材中就有裸女,这是怀了几十年的胎呵,那流畅的线条与喜悦的心情,自由地飞快地显现在宣纸上。

关于林先生的画风,有人说如清风明月,赤子童心;有人说如梨花细雨,飞电过隙……我都有同感,只还想加上一句: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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