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二夫人,85岁死在牛棚,悲惨一生无名无分

纵观民国历史,一个女子在婚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平等而言的,即便是明媒正娶的太太,想要得到丈夫的尊重也并非易事。

而她,一个无依无靠,被人贩子转卖四次的丫鬟,虽连小妾的名分都算不上有,却凭借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知道自己的本分,从不违规逾矩,因此深得一个大家族的喜爱,家中事务,事无巨细,皆由她一手掌管。

她就是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

王桂荃的家乡在四川广元,童年生活十分悲惨。家中只有几亩薄田,全靠父亲的辛勤耕作,一家人才能勉强度日。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继母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说她命硬,克父母,经常虐待她。

四岁那年,父亲又不幸暴病而亡,无依无靠的她,被人贩子买去,几年间就被转卖了四次,最后来到李惠仙的娘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蕙仙回家探亲,见她聪明伶俐又很勤快,就把她带到梁家做丫环。

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梁启超嫌她的名字王来喜太恶俗,随口改成王桂荃。她却不曾想到,这个名字将会和梁启超一起,伴他一世深情。或许,梁启超也是欣赏她的,感觉“来喜”这个名字配不上她的冰雪聪明。

梁启超温和儒雅,才华横溢,在她心里,无异于仰止的高山,她爱他,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当年,他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食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她。

她无怨无尤,在为他生下六个孩子后,她仍然不曾向他索取名分。

对王夫人,梁启超虽不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那样恩爱有加,但也是尊重的。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有一年,李惠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护在医院里,衣不解带,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而其实她的亲生女儿也正因白喉挣扎在死亡线上,她分身乏术,女儿因护理不周夭折了,她很伤心,偷偷地躲在卫生间里边洗衣服边痛哭。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王桂荃陪他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守着他的遗物,她久久不语,仿佛失掉了魂魄。

梁启超一生著述讲学,名动天下,但身后并无钱财积蓄,他留给王桂荃的是一大家子负担,是九个尚且年幼的孩子,其中最小的思礼还不满五岁。

在家庭颠沛流离的时候,王桂荃帮助操持家务,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缝新补烂洗洗换换,王桂荃坚强而富有独立性的性格使得在9个儿女的印象中,她从来也没有发愁的时候,她总是勇敢地迎接生活的磨难和考验。

梁启超走后,她辛苦持家,努力将子女抚养成人。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她的勤奋坚忍潜移默化在孩子们身上,也成就了这九个子女的人生,他们成年后皆为才俊,其中梁思成等三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 年,王桂荃变卖家产、向朋友借贷,为儿子梁思礼凑齐 400 美元送他出国,梁思达去了云南,梁思宁参加了新四军,同年,她又把儿子梁思礼、女儿梁思懿及其新婚夫婿送上了去美国的船。

子女们一个个离家、成才,家里空落落地只剩下王桂荃孤零零的身影。家中再没有往日的喧闹和幸福,但万幸,这次也没有辜负丈夫的嘱托,孩子们都已经成长为非常优秀的人。

后来,风烛残年的她在乡下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

好心的乡亲们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埋在山坡上。等到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子女们不顾梁启超的忌讳,称呼李惠仙为“妈”,却发自内心称呼她为“娘”。这是对她一生最有力的肯定。

儿女们在北京香山梁启超和妻子李惠仙的合葬墓旁,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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