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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上海余党:局级干部为何成考察重点?

1976年10月12日,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国务院20多个部委、局及北京市委奉命参加工作组的同志共100多人,于同一天飞抵上海。遵照中央的部署,各部到上海名义上是了解1977年计划安排情况,实际上是接管上海市,任务相当艰巨。各部由部长、司局长带队,选派的干部都是政治上较强、业务精通的骨干。轻工业部首批派往上海参加工作组的有陈锦华、谢红胜、鲁万章、王金光4位司局长与周鹏年、李澄和、朱庆颐和我共8人。

我们一行8人于12日晚住进国际饭店。开头几天,大家分头到市革委工交组、市纺织局、市轻工业局联系工作。10月下旬,根据工作组领导的安排,轻工业部8人分赴两条战线展开工作。陈锦华为首的6人进驻上海市文教口,谢红胜与国家计委、建委、一机部的6位司局级干部分别到上海市革委工交组下设的5个组。我作为谢红胜的助手,也一起到工交组工作。我们两人除到工交组外,还重点到市纺织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轻纺两个局当时情况十分复杂,上棉十七厂和三十一厂分别是王洪文、王秀珍的“老窝”。轻工业局的领导权由王洪文的“小兄弟”马振龙把持。

四人帮

我们的任务艰巨,人手不够,后请示钱之光部长,并报林乎加同志批准,部里又先后增派了娄世勤、徐政、王海南、潘裕仁、凌晋良等5人参加工作组,他们到达上海后,加强了对市纺织局、轻工业局揭批“四人帮”的领导。市手工业局问题不大,花的精力相对少些。此后,李正光局长也参加了工作组,到1976年底,轻工业部参加工作组的人员达14人。我们一行8人在离开北京前,钱之光部长在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睛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听取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要随便表态,立即向中央报告。

我们到上海后,从10月13日起,到市革委工交组、纺织局、轻工业局联系工作。14日晚,南京路上贴出了《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大标语,外滩一带人山人海,大字报和漫画铺天盖地,我们也挤到人群中看大字报,观察动向。每天晚上看到22点左右,回饭店后,陈锦华、谢红胜召集碰头会,每人汇报一天来的所见所闻及轻工业局、纺织局、手工业局三个局的情况。

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我们一行8人在离开北京前,钱之光部长在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睛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听取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要随便表态,立即向中央报告。

粉碎“武装暴乱”的阴谋

从10月12日工作组到上海起,到10月26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上海市委领导职务的半个月时间内,是上海局势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一帮“小兄弟”,狗急跳墙,妄图动用民兵搞“武装暴乱”,上海随时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在这半个月内我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陈锦华、谢红胜每隔一两天要向中央写汇报材料。他们起草报告后由我和娄世勤同志抄清。按照中央事先的约定,在信封上写“北京立新路9号收”,寄信人落款是“郑勤”(即采用郑定铨、娄世勤两人名字中的一个字)。为防止这些材料被上海邮电部门拦截扣留,重要的报告不在上海寄发,而是采取解放前地下党的活动方式,派我带信件乘火车到苏州,下车后确认无人跟踪,再坐车到市中心附近的一个邮局投寄,确保信件安全发到北京。

北京立新路9号在哪里?是哪个机关所在地?当时并不清楚。前几年,我在原国务院机械委秘书长董峰同志处看到一份1979年12月22日的会议记录: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成立机械委问题,会议地点在“立新路9号南会议室”。老董说,70年代末期因中南海北区办公用房装修,有几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曾在立新路9号院办公。存在20多年的“谜”终于解开了,原来我们的报告当时是直接寄送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10月9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黄浦江沿岸的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机厂架设了两部电台,起草了所谓的《告全国人民书》,计划阴谋一旦得逞,立即在电台播出。11月7日,谢红胜、徐政和我找中机厂党委书记张秀同志了解情况。张秀说:10月9日那天,市民兵指挥部曾到中机厂察看地形、安装电台,他们看到厂里有7个门,进出方便,能容纳1万民兵,感到满意。10月12日,张秀即派人去南京军区,向彭冲的秘书报告了这一动向。关于在这两个厂安装电台问题,当时由公安部工作组人员重点排查,有关部工作组人员积极配合。

马振龙原是上海搪瓷厂的工人,1966年紧跟王洪文造反有功,被安插到市轻工业局当头头。马天水曾吹捧马振龙是“我们最好的青年干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工作组即对他隔离审查。11月4日,谢红胜、潘裕仁和我到轻工业局查看了马振龙设在地下一层的“保密室”。这间密室藏有他贪污的大量轻工产品,用的、吃的、穿的样样都有,仅上海产的各种手表就有100多块。他经常向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赠送手表及其他轻工产品。“四人帮”余党妄图在上海发动“武装暴乱”,马振龙是“急先锋”,他特地制作了搪瓷汽车牌号(一旦需要时可将原来的汽车牌号拆下,换成这个假车号),收集了军用地图、上海市区详图及一批自行车、应急灯、压缩饼干等物资,存放在密室里,随时准备“暴乱”时动用。

“四人帮”余党策划“武装暴乱”的图谋,虽然由来已久,但在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不久就彻底失败。这一事实证明,中央工作组处理反革命武装暴乱阴谋的政策和策略得当,使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陷入被群起讨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任何图谋都只能土崩瓦解。

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我们一行8人在离开北京前,钱之光部长在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睛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听取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要随便表态,立即向中央报告。

集中主要精力考察局级领导干部

中央工作组的日常工作由林乎加负责。10月23日下午,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林乎加部署了工作组近期工作。他说:原来研究各部委同志对口到上海各局,下去的同志称联络员。后来了解市委有一小撮人态度恶劣,对下去的同志搞小动作。有的还扬言要把中央下来的人圈起来,关到地下室。现在看来要绕过市委这些组办直接到下面各单位,恐怕还不行。经研究决定,市委各大组我们都要去,也可到他们所属的单位全面了解情况。下去的同志,名义就叫中央工作组人员,主要任务是搞揭、批、查斗争,彻底砸烂“四人帮”。

林乎加还说:工作组人员到各单位工作时,要宣布几条纪律。要严格按中央16号文件(即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处理“四人帮”的通知)办。对了解的情况,不要随便表态,不要答复问题,可带回来反映。后来,随着运动的开展,这条规定逐渐改变了,凡涉及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必须中央工作组讲话,中央工作组也敢于负责,当讲则讲,没有发生处理不当的问题。

这之后,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考察局级领导干部上,动员原来受“四人帮”压制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先后将杨慧洁、郭忠业派往市纺织局、轻工业局党委主持工作。上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及合成纤维研究所的问题较多,我们与市纺织局党委研究,于11月8日、9日向这四个单位派去了工作组。当时斗争相当尖锐,进驻三十一厂的工作组一进厂就被群众围住了,两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组表态。有人扬言:“工作组进厂12小时给他颜色看。”果然,12小时后三十一厂就着了火。林乎加同志及时召集江南造船厂、上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工作组同志开会,听取汇报,作出部署。他指出:工作组的同志要深入群众,各种意见都要听,这些单位领导绝大多数是执行问题,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把他们拉过来,让他们揭批“四人帮”,即使有严重问题的人,也要争取过来,集中火力对准“四人帮”。

中央工作组的指挥部设在锦江饭店南楼。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工作班子在那里住宿和办公。而各部委同志一开始分别住在各个饭店或招待所,既不安全又不方便。于是,从10月23日起工作组集中居住和办公:1976年10月23日至12月2日,住延安饭店;1976年12月2日至1977年3月8日,住上海大厦;1977年3月9日至4月底,住衡山宾馆。

集中居住和办公,保证了安全,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延安饭店住宿条件和伙食都比较差。搬到上海大厦后,用餐有了改善,但住房仍很紧张,司局级干部和助手两人合住一间。副部级以上才能住单间或套间。在上海大厦,陈锦华与朱庆颐合住一间,谢红胜与我合住一间,同吃、同注同办公。任务繁重,工作十分辛苦,许多同志经常白天去市委、市革委各组和有关局了解情况,晚上看文件、写材料。为适应这种特殊情况,工作组实行一天四餐制,每天晚上22点加一次夜宵。上海大厦的面食、小点心做得很好,工作组的同志中有许多人出生在上海、江浙一带。夜宵适合大家的胃口,同志们边吃边聊,相互交流,难得轻松一下。餐后精力充沛,又继续工作,经常通宵达旦,不知疲惫。

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我们一行8人在离开北京前,钱之光部长在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睛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听取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要随便表态,立即向中央报告。

在上海迎来1977年

1976年12月31日晚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在锦江饭店南楼接见工作组全体同志,并放了两部电影。

1977年1月1日上午,工作组全体同志到上海港务局三区参加劳动,与码头工人一起搬运货物。下午放假半天。晚上,我审阅市纺织局揭批“四人帮”大会的发言稿,直至2日凌晨4点10分才结束。

1月2日上午,我随谢红胜、徐政去杨慧洁家,在她家午餐后,开会讨论纺织局党委工作问题。晚上,我去武康路拜访在市仪表局工作的老同学荣庆鸿,多年未见,格外高兴,畅谈一个多小时。

1月3日,我白天忙了一天。从晚上24点到4日凌晨4点半,又继续审阅纺织局揭批大会的发言稿。

1月4日下午,上海纺织局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揭批“四人帮”罪行,宣布对纺织局党委书记唐文兰隔离审查。此后,上海纺织系统揭批“四人帮”向纵深发展。

可以说,1977年开头的几天,是我在工作组最忙的日子。真是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当时我42岁,身体好,都挺过来了。老母亲、姐姐、哥哥都住在上海新闸路,但由于工作紧张,我很少回家看望。

1月17日上午,在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苏振华宣读了中央两份电报:一是中央任命林乎加、严佑民、陈锦华等8位同志任上海市委常委;二是中央决定对马天水停职审查,徐景贤、王秀珍离职审查。

2月11日,经党中央批准,谢红胜任轻工业部党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

1977年春节期间,工作组大部分同志回京过年,只留少数同志在上海值班,谢红胜和我在上海过年。除夕夜,我们在上海大厦餐厅,点了四个菜、一瓶白酒,高高兴兴吃年夜饭,祝贺老谢晋升为副部长。

从2月下旬到4月底,谢红胜带着我抓紧考察和配备轻工业、纺织、手工业三个局的领导班子,陆续看了照相机厂、手表厂、上棉九厂、上棉十九厂、金山石化总厂各分厂、上海二机、四机、上印机等企业。

4月14日晚,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召集工作组同志会议。会上确定,市委办局一级领导班子已经配备好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已正常开展起来,工作组可逐步撤出,工作组人员可分批回北京。

4月29日,谢红胜和我结束了在轻工业、纺织、手工业三个局的工作,于下午乘飞机返京。

发布者:saigege,本文摘自网络,如涉及版权请告知,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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