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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武帝刘裕教导儿子俭朴美德为何反遭他人讥讽?

在南朝历史上,宋武帝刘裕称得上是一位有作为、有建树的知名皇帝。史家对他评价甚高,李贽称其为“定乱代兴”的皇帝,王夫之说他的称帝是功业所致,这些评价都不为过。尤其可贵的是,刘裕尽管贵为皇帝,不仅自己保持俭朴之风,还以稼穑之艰告诫后人进行“传统教育”。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自幼家贫,如何得知呢?史书上说他“奋起寒微”,表明他并非高门大族出身。东晋元兴二年(404),桓玄篡晋。刘裕被失意人士推为盟主击败桓玄,并于义熙五年(409)率军北伐。元熙二年(420),刘裕逼迫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灭亡东晋,建立了刘宋王朝,是为宋武帝。此后,刘裕抑制豪强兼并,实施土断(使流亡到南方的侨人就地设籍,缴纳赋税),整顿吏治,重用寒门,轻徭薄赋,废除苛法,使宋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被史家誉为“南朝第一帝”。国号“宋”,史称刘宋或南朝宋。
刘裕治国严整,还提倡节俭,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这与魏晋时期门阀大族不求进取、穷奢极欲相比,新朝确有一番奋发气象。刘裕当了皇帝后,还喜欢穿着连齿木屐,少带侍从,出神虎门外随便行走。平时亦不讲究繁文缛礼。
刘裕希望自己的后代能保持这种节俭作风,因此除言传身教外,还保留下许多用具物品以警示后代。刘裕自幼家境贫寒,在从军前曾以耕作为生。到他登上帝位后,昔年所用过的耨、耜等农具还保存下来下少。他命令全部收藏起来,留给后代。刘裕当年在耕作之余,还常捕鱼、伐荻,他到江中新洲伐荻时所穿的纳布衫袄,都是他妻子戚氏亲手缝制的。他富贵以后,就把这些衣服交给曾随他一起经过困苦生活的长女刘兴弟(后封会稽长公主),告诉她说:“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亦之。”
刘裕持身俭素,在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尽管史书也有对其言行有“外装谦恭”“伪作辞让”等指摘,但他提倡节俭,以身作则的行为毕竟难能可贵。他保留农具、纳衣的举动,表现出了对后代的殷切期望,真可谓用心良苦。但可惜的是,他的皇子皇孙们并未能体会到他的这番苦心,反而不以先辈俭朴为荣,而以先辈俭朴为耻,并对先辈的简朴作风嘲讽讥笑。
刘裕称帝三年后病死,他的长孑刘义符继位为宋少帝。刘义符统治期间,信任群小,游宴无度,不遵父规,不理朝政。史书记载其“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币藏空虚,人力弹尽……穿池筑观,朝成暮毁,征发工匠,疲极非民”。仅仅过了三年,刘义符就被辅政大臣废黜并杀害。

接替刘义符的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生恬尚为俭朴。为了劝课农桑,他还在宫内养蚕。他遵守父皇教诲,还时常对几个弟弟进行传统教育:“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措,一切勿为。”在他治理下,南朝宋的国势达到鼎盛阶段,历史上称为“元嘉之治”。不过,他的一帮弟弟却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生活“奢侈无度”,“崇饰倚丽,费用殷广”。
至于刘义隆的儿子——孝武帝刘骏,更是生活奢侈,大兴土木,赏赐无度。史书记载其“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绣绨”“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瘅民命未快其心”。他在财用不足时,就在大臣身上打主意,规定刺史任满还郡要交“献奉”钱。他还将原来的郡县守令六年任期改为三年,目的是榨取更多的献奉钱。于是,地方官为交这笔钱,贪污搜刮也更厉害,吏治越加败坏。
且看,刘裕的子孙是如何对待父辈为他们留下的农具和衣物呢?即使有俭素之称的刘义隆在刘裕旧宫见到耨、耜等农具时,已不认识。当侍从大臣告知原委后,“文帝色惭”。但可惜的是,刘义隆为之羞愧的并不是不认识农具,反而是他的父亲曾亲手从事过耕作这件事,觉得让后人丢脸了。刘裕的孙子孝武帝刘骏更是对先祖的教诲毫不领情,反而讥讽一番。
刘骏在大明(457—464)中拆除刘裕曾居住过的阴室,另修玉烛殿。在拆毁前,刘骏与群臣去观看,见到刘裕床头有土障,壁上挂着刘裕用过的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乘机盛赞刘裕的节俭之德,以讽谏刘骏的奢华无度,而刘骏毫不为之所动,反觉得刘裕使用这些东西有辱帝王之尊,颇为轻蔑地说:“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嘲讽先祖说:老农夫有这些东西,已经过于富裕了。
会稽长公主受刘裕之托,负有训诫子孙保持节俭之风的重任。尽管在刘裕死后,她曾主管过宗室及六官事务,却从末见她对弟弟们的骄奢行为进行过规劝训导。她自己的儿子徐湛之也是“产业甚厚,室宅园地,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会稽长公主唯一一次使用纳衣的记载,并非用于劝戒,而是当他儿子卷入文帝刘义隆与刘义康的兄弟之争险些被杀时,她把用锦囊盛着的纳衣掷在地上,对刘义隆说:“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儿子!”从而救下徐湛之的性命。刘裕交给女儿纳衣时,大概决想不到她会在这种情况下,用于此种目的。

纵观刘宋王朝历史,说实在的,并非宋武帝教子无方,而是腐败的大环境使然。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门阀贵族享有许多特权,在政治上可以凭借父兄官位而做官,在经济上可按官品占田和免除本人和家族的赋役,在法律上犯法可以减刑、免刑而逍遥法外。门阀士族为了追求腐朽的享乐生活,就必然利用权力大肆贪污受贿。门阀士族是皇帝的统治基础,皇帝依靠他们,必然放纵他们,这就使得他们贪污腐败的本性更加恶性膨胀。那个年代严重的贪污现象与门阀制度是分不开的,它是贪污奢侈之风的社会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朝曾经出现过“寒门掌机要”措施,这个看似冲击门阀制度的举动,不仅没有改变门阀制度下的贪贿环境,反而加剧了贪贿之风。孝武帝刘骏在位十年,为加强中央集权,抑制高门大族,他实施了重用寒人的“汉人掌机要”措施。所谓寒人,是指不属于士族范围的地主阶级中没有身份和特权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寒人文化素质差,主要通过接近皇帝而受到宠幸,成为恩幸后委以重任。其实,他们是一群暴发户。当他们一朝大权在手,便会拼命聚敛挥霍。所以,没有对官吏权力有所制约的切实制度和措施,无论哪个阶层当政,都难以抑制贪污挥霍。
再者,刘裕仅以个人的俭朴企图导引整个家族乃至朝廷以俭朴为荣,显然是孤掌难鸣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官场都出现过一小部分“清官”“明君”,这是帝制官僚政治中儒家道德伦理节制下的产物。但是,古代官僚统治秩序是以人治占主导的,当个别皇帝发挥着“正能量”,儒家的伦理道德节制作用会影响到监察、考课等整肃机制中去。但是,一旦个别皇帝的廉洁俭朴正能量衰减,尤其是官僚政治秩序受到周期性破坏的时候,什么考课监察、严刑峻法、肃正惩贪、伦理道德等整肃机制都会相应受到严重破坏。同时,由于皇权统治的整肃机制治标不治本,虽然王朝初期,因国家财力有限会俭朴成风,但当王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就会利用权力侵吞国家财富,挥霍奢侈无度。
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为求江山永固,都非常重视对皇子皇孙的“传统教育”,其中道德品质教育一直为统治者们所关注。作为开国之君的刘裕,深知节俭是治国之本,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外,还留物以戒后代,充分表现出他的经国远虑。然而,这对限制子孙们的骄奢行为却毫不济事,甚至反而使得子孙们对他的节俭感觉羞耻。读罢此事的前因后果,使人不能不掩卷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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