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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临终向李鸿章托付后事 称左宗棠为“海内第一人物”

“狡兔窟,走狗烹”历史上经常上演这一幕。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原以为会得到清廷的加功封赏,而实际上却是接二连三的警告。
此时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无非有三条路:一是起兵反清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都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减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人的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武之地;二是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然而天津教案和捻军都让曾国藩背上了“恶名”。同治十年(1871年)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想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他心里宽慰多了,亲幸自己有这么个可接班的学生。
他这半生开创的事业终于有了接班人:湘军裁撤了、腐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的议论纷纷,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进行呢?为此曾国藩总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虽然对李鸿章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恩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由保定赶到江宁。
曾国藩见到李鸿章以后,看到身后事业后继有人,有些兴奋的向这个得意门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人生的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
其一,他非常后悔当年迫于朝廷压力主动裁撤湘军。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余年,金陵克捷后,竟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士们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
幸亏李鸿章所建的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不可用,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这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国于家都是如此。

其二,也正是他安身立命的前提,就是要以身作则,身正心正。他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
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承先启后。所以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多多培养种子。
李鸿章对老师的这番话心领神会,为了让老师对身后事放心,忙问他:“今日之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思考良久,认为此时再不说以后永无机会,于是说道:“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
李鸿章听了很疑惑,曾、左之间七八年间互不闻问,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恩师为何竟说左宗棠是第一号人物?
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他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是天下的其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沈葆桢等人皆可用。
师生之间非常融洽的相处了几天之后,由于春节临近,李鸿章辞别曾国藩赶回了直隶。同李鸿章长谈之后,也许是兴奋过度,曾国藩旧病复发,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一代名臣曾国藩去世,消息传出后,朝野震惊。清廷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恩赐谥号“文正”,照大学士赐恤,同时赏银三千两治丧;死后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江、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曾国藩的死是一个标志,那个颇有尊严、文雅、自闭、自给、自享、道德至上、鄙视物质、洁身自好的时代,在曾国藩之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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