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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经济为何能得到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高度认可?

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
据统计,北宋税收最高达1.6亿贯,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换算成今日的美元,则当时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这样就使得都城开封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那么,北宋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王朝,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
从北宋以前各代历史来看,大都是重农重政重军抑商,而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
宋朝自赵匡胤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催生城市的繁荣。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也很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多最好的钱币。特别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的出现,更创新了金融管理体制!甚至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就算是从近代来看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
宋交子
宋朝的立法也偏重了经济。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这对促进民间工商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宋代的经济法令,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发展迅猛。
从手工业看,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
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中国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老牌资本主义英国,1788年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其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都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同时,还对瓷器工艺进行了重要改革,中国瓷器更加成熟,产品大量出口。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
那么,北宋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熙宁10年(1077),北宋赋税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那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这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较的!宋朝财政年收入最高是一万六千万贯,一贯差不多是一两银子,也就是大约一万七千万两。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废除了坊市的界限,钟鼓楼也不再有晨钟暮鼓之声,也就是说对城市生活的限制完全取消了。这就使得东京开封城的夜市日益兴旺,宋徽宗年间则臻鼎盛。据《梦华录》所述,北宋后期的开封城里,条件好些的市井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的,夜市要闹到夜半三更,而消歇一时,“才五更又复开张”,即便寒冬风雪抑或阴雨满天,也不停市。看来,中国城市在宋代就很注重夜生活了。
从《清明上河图》里也可以看出当时城市生活的多元化。譬如当时已有平民居所和贵族宅第的区分了,不少豪宅还租赁给赴京师游学的青年士子,并针对不同客户有不同的房屋租赁,用今天的话说是细分市场;还有奢侈品商店,如画中的“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铺”,卖的就是海运进口的高级化妆品和香料;气派豪华的高级饭店,如“孙记正店”,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门前屋顶上都搭建了华贵的欢门彩楼,在这里,你能喝到东京最好、最贵的酒,八十文一角的羊羔酒和七十二文一角的银瓶酒;开封城里的知名饭馆很多,菜品亦丰,顾客可“任意索唤”,店内的小二也十分专业,“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上菜速度也快得惊人,“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此外还可见到市场里大胡子说书人正兴致勃勃地说书,四下围观者颇不乏人。
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造成一种现代经济形态和物质文化生活的出现,但赵宋王朝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并不同体趋时,尤其是在整个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自然也就产生了日后种种矛盾之事。因此,在感慨《清明上河图》的一纸写尽千年繁华的同时,我们其实更该留心的,是张择端在繁华背后的省思和担忧,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极其卓越的国家,如何最终在民物富庶中走向衰落荒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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