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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徐志摩全集》增补百余篇佚文,揭秘“快雪同志会”

新浪 2021-04-17 SG讲故事 读取中... 人已围观

简介近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重新修订出版了十卷本的《徐志摩全集》。全集增补了学界新近发现的百余篇佚文、佚诗、佚简,如徐志摩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论文、与英国学者奥格登的通信等,对理解徐志摩的人格成长轨迹、

近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重新修订出版了十卷本的《 徐志摩 全集》。全集增补了学界新近发现的百余篇佚文、佚诗、佚简,如 徐志摩 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论文、与英国学者奥格登的通信等,对理解 徐志摩 的人格成长轨迹、生平交游、学术交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撰文 | 杨司奇说起 徐志摩 ,人们往往会想起有关他的诸多情事,然而关于 徐志摩 在二十世纪初期中西文化碰撞中所扮演的特殊历史角色,大多数人却不甚了解。 徐志摩 的诗歌和散文固然在白话文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占据重要的一席位置,但他的政论文和诸多杂感、书信所连缀的历史细节和时代背景却被人们不经意间所忽略。尤其因为他的早逝,许多资料散佚,人们对 徐志摩 的认识也多少变得片面而模糊。

近日,商务印书馆重新修订出版了十卷本的《 徐志摩 全集》,引起不少关注。不过,如今市面上关于 徐志摩 的全集和散见的单行本已有很多,商务印书馆的这套全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据悉,商务印书馆版《 徐志摩 全集》由研究 徐志摩 多年的现代文学学者韩石山编订,是目前收录文章最多的一套全集,书系中增补了学界近十几年间所发掘的百余篇佚文、佚诗、佚信等,由原来通行的八卷本增排成了十卷本。

在这些佚文中,既有 徐志摩 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论文、与英国学者奥格登的通信原文,又有一系列泰戈尔来华演讲的译文、 徐志摩 为陆小曼译文所写的附注、结婚日记等,既有助于全面理解 徐志摩 的写作历史、人格成长轨迹,同时也对研究 徐志摩 的生平交游、中外学术交往、诠释时代与历史细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徐志摩 全集》 徐志摩 着,韩石山编  涵芬楼文化丨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版01《 徐志摩 全集》的曲折出版其实,商务印书馆编选这套《 徐志摩 全集》,也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渊源。自 徐志摩 1931年罹难后,其亲友和学界便开始了对 徐志摩 生前作品的搜集、整理工作。曾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赵家璧回忆,早在1936年5月他来北京组稿时,就有意编辑出版《志摩全集》,并得到郑振铎的支持。回到上海后,又得到茅盾的赞同。当年秋天,赵家璧便与陆小曼一起着手进行,很快编起九卷本的《志摩全集》,若一切顺利,1936年下半年便可出书。

不过当年10月,胡适来到上海后,原定的出版计划改变。得知陆小曼已将《志摩全集》编好,胡适向陆小曼提议,将《志摩全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且可预支一笔版税。陆小曼同意后,赵家璧将全部书稿送给陆小曼,由她转交商务印书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欣然应许,并与陆小曼谈妥了稿酬、签订了合同。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志摩全集》的出版工作因时局动荡而搁置,中间经历种种变故,好在书稿清样保存了下来。直到1983年,香港商务印书馆才据此出版了《 徐志摩 全集》五册。又过了将近十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徐志摩 全集·补遗》四册。

除此之外,亦有不同版本的 徐志摩 “全集”散见于世。20世纪60年代末, 徐志摩 的表弟蒋复璁和好友梁实秋在 徐志摩 前妻张幼仪的倡议下,主编了《 徐志摩 全集》六卷,于1969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有四种“全集”出版:一种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版,将香港商务印书馆的《 徐志摩 全集》五册与《 徐志摩 全集·补遗》四册合为九卷本《 徐志摩 全集》;一种是广西民族出版社版,为赵遐秋等人编的五卷本《 徐志摩 全集》;一种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为顾永棣编订的六卷本《 徐志摩 全集》;再就是由韩石山编订,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 徐志摩 全集》,就当时来说,收入的文章最多。

商务印书馆与 徐志摩 更早的因缘,涉及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地点——“新月书店”。1923年,胡适、 徐志摩 、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创建了文学团体“新月社”;1927年,新月书店由多位作家学者集资在上海创立。这家着名的新月书店,当时被梁实秋回忆为“黑黝黝的一间屋子”,以不主动搭理顾客而闻名。1931年 徐志摩 意外死亡后,新月书店便由商务印书馆接管。

转眼八十余年过去。近十几年间,不断有 徐志摩 的佚文被发现,学界对 徐志摩 作品的研究有了不少新进展,其中值得称道的是由陈建军、徐志东编订,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远山—— 徐志摩 佚作集》。在此背景下,修订与补充既有的“ 徐志摩 全集”也被提上日程。韩石山自1997年起开始着手梳理工作,在此前天津人民出版社八卷本《 徐志摩 全集》的基础上,多方采集佚文,耗时二十余年,编纂成了这套十卷本全集。

《远山—— 徐志摩 佚作集》 徐志摩 着,陈建军、徐志东编  涵芬楼文化丨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版值得一提的是,此番出版,商务印书馆对以往版本的明显缺漏与错讹进行了订正,对遗留问题也做了进一步查证与校改。比如在编校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特别约请了四川大学的龚明德老师对 徐志摩 书信二卷的内容进行了专门校订。早在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八卷本《 徐志摩 全集》出版前,复旦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谈峥先生就对全集中的西文词句做了注释,此次出版十卷本,商务印书馆又根据谈峥先生整理的《全集英文错误》,将他所指出的问题进行了一一更正。

新版全集不分单行本,延续八卷本“全集”的体例,采用分类编年,全部内容按体裁分作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日记、书信、翻译七类。为了弥补难以显现 徐志摩 全部着作系年与无单行本目录的缺憾,书末专门附上了《着译系年》与《单本着作目录》。

02 徐志摩 佚文的特殊价值关于新版全集中收录的佚文,韩石山特别指出了其中五篇的价值:一首佚诗《远山》,一篇古文《渔樵问答》,两篇杂感《快雪 同志会 记》《新年漫想》,还有 徐志摩 写给奥格登的六封信。

韩石山认为,《远山》一诗的韵律和意境之美,“直可与他的名作《沙扬娜拉》相匹配,只是意境上,更为繁复了一些。不说意境了,只说句式。且看第二节,‘江心里激起一柱的惊涛,在风光中翻成晶萦的珠雨’;《沙扬娜拉》的首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对此,韩石山感慨:“诗,从句式上说,就是一种意象的跳跃与连缀。可叹的是,当下的诗人,只记住了跳跃,而不懂什么叫连缀,于是只能让自己在发癔症,而让读者不知所云。”对于 徐志摩 的文章,我们会想起他的《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想起他所写的康桥往事,大都是一些新潮的白话文,但很少人知道 徐志摩 的古文也写得很好。韩石山解释, 徐志摩 中学毕业上了北京大学预科,回乡结婚后便再也不去北方,就近去了上海,上了沪江大学(最初叫沪江学院)。在沪江大学,也许是长大了,也许是环境的促成, 徐志摩 写了好多篇半文不白的散文,均发表在校刊《天籁》上。这个刊物,起初不为人知。近年来,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大学的校址后来归入上海理工大学)的研究者从本校存留的资料中,发现了 徐志摩 的众多作品。《渔樵问答》是其中着名的一篇,可以看出 徐志摩 古文功底的深厚。

徐志摩 写过很多杂感文章,有生活小事,也有时政杂谈。《快雪 同志会 记》就是一篇生活杂感。韩石山说,“这篇文章作为作品,在 徐志摩 的作品中不能算重要的。但是,作为 徐志摩 社会活动的一个印记,却不能说不重要。1922年底, 徐志摩 回到国内,很快便进入北京的文化人圈子。他的父亲对他期望甚巨,出大资为他在北京扬名显身做铺垫。先是联络银行家黄先生在松树胡同为他办了个‘新月社俱乐部’,广结社会名流,造成社会影响。而 徐志摩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自己还不时组织一些小的社会团体,这个快雪 同志会 ,就是一个带有游艺性质的小团体。于此可以看出那个年代文化人的身价与志趣。”而《新年漫想》在 徐志摩 的时政杂感中,算是重要的一篇。 徐志摩 在这篇文章中显露了一些彷徨时代的灰败意绪,虽然是谈论喜乐的新年,但他却写道,“等到成了人,生活的负担安上了肩背,‘年’的面目就会不期然从喜笑转成忧郁,从嫩色暗成深色。这一深可就不易再往回淡的了。……这是一种病征,并且我怕,不是不严重的病征。生活已经皱缩到枯窘的边缘,想像脱尽了翱翔的健翮。……谁愿意无端咒诅自身?谁不愿意‘悲观者的结论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但不幸这时代不但有病而且不浅的征候已经明显到不容否认。不说别的,在你我自身的脉搏上,就可以按出这可惊的消息。……小草花,小孩童,我们自身的卷曲,我们自身的臃肿,在这霜浓星澹的冬夜,我不由的感着不易形容的局蹐,‘堕落’。”但是在彷徨中, 徐志摩 依然对“新年”之“新”抱有一丝盼望。

关于这篇《新年漫想》,韩石山提到,同样重要的还有一篇叫《年终便话》。“后者刊于前一年的年末,前者刊于这一年的年首。前一年是1927年,这一年是1928年。这个时间段,正是 徐志摩 与陆小曼新婚后回到家乡,又移居上海,可说是其时上海最时尚的文学新人,各大报刊请他作这样的文字,乃在情理之中。可贵的是,志摩没有写空泛的祝福词句,而说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最想说的话,那就是在祝祷民众生活幸福的同时,没有忘记叮嘱他们,道不在远,要让我们的力量回复到本真上来。”近年来,有学者发现了一些佚失多年的 徐志摩 书信,比如刘洪涛在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图书馆发现的 徐志摩 致英国学者奥格登的六封英文书信。过去,因为材料有限,人们并不是很了解 徐志摩 和奥格登的密切关系。经由刘洪涛对这些书信所涉人事背景的考证, 徐志摩 与奥格登的关系才浮出水面。这六封信由韩石山修订审校,收入了十卷本《 徐志摩 全集》中。

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英国语言学家、哲学家、作家。剑桥重要学术、思想组织“邪学社”(Heretics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邪学社”成立于1909年,主要起因于奥格登等人对校方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反感,想要追求一个能够自由讨论宗教问题的空间,其重要活动是邀请文化界名人举办演讲,萧伯纳、T.S.艾略特、E.M.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凯恩斯、乔治·穆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都参加过。

徐志摩 写给奥格登的书信里,时时可以看到 徐志摩 情感的强烈吐露。他直言自己是个“懒家伙”,嫉妒奥格登的能量,真诚地崇拜他,与他交流对很多事物的看法,甚至毫无保留地透露自己在祖母病逝和失恋的双重打击下对自己的厌弃。此外,信中提及的二十世纪的许多着名人物也为学者们研究、深入考证历史细节提供了丰富的注脚。

韩石山格外提及这段关系的重要性:“这几封信,要一并看,还要放在一个大背景上看。那就是, 徐志摩 到了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之后,一心向往的英国文化人的社会生活,在他的面前展现出一道灿烂的风光,让他景仰,也让他沉醉,甚至入迷。此中的关键人物,便是这位奥格登先生。奥格登先生在西方的文化史上,也许不算是个重要的人物,但他组织社团、办刊物、出丛书的路数,无疑给了 徐志摩 不小的启发。他回国后的所作所为,若要找一个理想化的标杆,那就是这位奥格登先生。可叹的是,研究 徐志摩 的学者,尚未注意及此。”作者 | 杨司奇;内容编辑 | 吕婉婷;值班编辑 | 吴优;校对 | 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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