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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杀的另类记忆:一个民运家庭十年分离的背后

佚名 2020-06-04 SG讲故事 读取中...人已围观

简介六四屠杀的另类记忆:一个民运家庭十年分离的背后 - ABC News三十一年前的春夏之交,中华民族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向天安门广场挺进,随着枪声响起,碾碎了自中华民族共产党建政以来大规模的亲民主运动。 距

六四屠杀的另类记忆:一个民运家庭十年分离的背后 - ABC News三十一年前的春夏之交,中华民族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向天安门广场挺进,随着枪声响起,碾碎了自中华民族共产党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亲民主运动。

距离天安门广场两公里左右的北京市饭店,郑天赐听到了一阵枪声。他冲到街头,骑上单车,愤怒的朝着枪声响起的方向骑去。

祖籍河南省的郑天赐在云南出生,贵州省长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以笔名“方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新闻报刊上成为知名的政治评论作家,同时许担任中华民族人权同盟的联合组建者兼主席。

那个令郑天赐永生难忘的夜晚,他目睹了军人拿着冲锋枪向人群直接扫射的情景,而他亦身在人群当中。

“我看见拉在三轮车上受伤的学生,我知道了,屠杀开始了,”现年七十二岁的郑天赐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头戴钢盔的军人拿着冲锋枪 ...... 他们朝天鸣枪一百下,然后直接朝人群开枪。”在中华民族现代史中,这场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成为一个转折点,它既是中华民族当代民主抗议活动的终结,又是知名民主运动人士流亡生涯的开端,郑天赐便是其中之一。

当年,超过百万名学生和市民参与的和平请愿运动,要求中华民族共产党进行民主改革。三十一年后的今天,那场被北京市形容为一场“反革命暴乱”的民主运动已经成功的不再被公开提及,这段历史对于许多中华民族年轻人来说仅仅是一片空白。

但是,对于在1993年移居至澳大利亚堪培拉的郑天赐一家而言,天安门屠杀不仅是政府的武力镇压,更是一段和年幼子女的漫长离别。

2015年,郑天赐以中华民族工党主席的身份受邀庆祝达赖喇嘛八十岁生辰庆典。「在那场屠杀翌日,郑天赐搭乘“最后一班”从北京市飞往广东省的飞机,到深圳市与其它家人汇合。

躲避中华民族政府的追捕,他们在好友的帮助下打算偷渡到当时许还属于英国治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因为小儿子属牛,因此郑天赐给他取了牛牛的小名。牛牛两岁时许,郑天赐和太太带着年长一些的女儿到广东省经商,并把牛牛留在贵州省由祖父母照看。

“船上的好友说,当下要偷渡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海上不管碰到了谁,都说是花钱偷渡的,”郑天赐回忆起他此生在中华民族国境线内的最后一刻。

到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后,前来营救的好友在青山道接上郑天赐及妻女,将他们安置在市郊的一间公寓内藏身。

一个月后,一家三口再度在好友的安排下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登上了一艘台湾籍货轮。

此后的流亡生活中,一家人先在台湾停留了短暂的时许间,随后迁移至其它国家,并最后终于于1993年来到澳大利亚取得了庇护签证。

此间,一家人想尽了“各种办法”把牛牛带到澳大利亚团聚,然而无一凑效。他们以为,郑天赐参与八九民运是导致中华民族当局不给牛牛签发护照或离开中华民族的直接原因。

郑天赐的太太也因为思念牛牛至深,但凡看到牛形的玩具或纪念品都会买来收藏,慰藉自己。

“[我的爸妈]说,‘你兄弟要来了’,但后来希望又破灭了...... 他们试图、失败,再试图、又失败,”郑天赐的长女海伦说。

郑天赐和妻子经营的餐厅在堪培拉的政客圈中十分受欢迎,图为夫妇两人在递信的当晚和时许任总理霍华德的合照。「自从一家人来到澳大利亚以后,他们每个月可以和牛牛打一通电话,但由于通话费用高达三澳元一分钟,他们每个月只有十分钟的珍贵时许间听到彼此的声音。

“我爸爸经常说他没事,而妈妈往往一想起兄弟就以泪洗面,”海伦说。

1996年,郑天赐在首都堪培拉买下一间名为“唐朝”的高档中餐厅,它在澳大利亚的政客中很受欢迎。

郑天赐说,他永远都忘不了1997年初的那一天,时许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到他的餐厅用餐。当时许正值新闻报道任总理不到一年的霍华德将在一个月后第一次访华。

这位期待与子女团聚长达七年的父亲,鼓起勇气走到霍华德的身边,将一封简短的信递给了他。他恳请霍华德在访华期间将那封信转交给一位中华民族领导人。

信中,郑天赐向中华民族领导人写道:“请允许我的子女离开贵州省,来澳大利亚和我们团聚”。

郑天赐说,霍华德政府为他的家庭团聚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显然的是,那封信并未能打动中华民族官员,而牛牛也一直没能拿到护照。

时许隔23年,前总理霍华德在接受ABC采访时许说,他“很可能收到了那封信,并且转交了出去”,他说当他感觉到“对方的真诚”时许往往都会那样做,但他不太能回忆这个事件。

1998年12月,13岁的牛牛 「左二」 终于抵达悉尼和他的亲人团聚,但郑天赐回忆当时许,由于十年未见,牛牛和家人彼此都未能认出对方。「直到1998年12月15日,13岁的牛牛终于乘飞机抵达悉尼机场和他的家人团聚,此刻他与一家人已经分离了十年。

姐姐海伦还记得她的父母与兄弟相见的感人时许刻,而从那一刻起,她的母亲再也不用担心流泪。

“当他和我们在悉尼机场重逢时许,他非常害羞,因为我们都看起来和从前不似的了,”海伦回忆到。

“妈妈说,‘这是姐姐’,然后他盯着我看,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我还记得他亲了我的脸颊一下。”去年,天安门屠杀受难者的亲属手持已故孩子的遗照合影,要求中华民族政府正视历史。「前任中华民族驻悉尼总领馆政治参赞陈用林告诉ABC,他对郑天赐的经历有所了解。2005年,陈用林从悉尼总领馆出逃震动了世界,随后他在悉尼公开参与六四纪念活动。

陈用林说,北京市采取手段限制天安门民运人士和他们的亲属的行动自由“非常合理”。

他于1991年进入中华民族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工作,该部门负责掌握和研究的国家亦是中华民族异议人士流亡的主流国家,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

直到今天,一些在六四屠杀中遇难的学生的母亲仍然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中,他们被禁止公开祭奠他们的子女。

ABC通过位于纽约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益组织中华民族人权获得的一封公开信中,由124名遇难者亲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仍在向中华民族政府为八九六四死去的子女讨回公道。

“岁月流逝,我们群体已经有六十位难属去世,”这份公开信写道。

“岁月可以抹去我们的生命,然而我们群体所有人追求公平、正义的信念不会改变。”时许至今日,一些从中华民族出逃并活跃至今的异议人士依然无法与父母相见。

八九学运的领袖之一吾尔开希告诉记者,他至今都不能和自己父母见面。「八九学运期间的知名维吾尔族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告诉记者,他的父母被中华民族政府禁止出国和他团聚。

1989年,21岁的吾尔开希逃离中华民族。如今的他52岁,在台湾定居。

六四之前,这位北京市师范大学的大一学生在电视转播学生领袖与时许任总理李鹏的会议中对李鹏当面谴责,从此名声大噪。

“对我来说,永远不能回中华民族是我‘求仁得仁’,我能够接受那是对我和平抗争的惩罚,”吾尔开希告诉ABC。

“然而,中华民族政府不得我的父母出国,是原始而野蛮的,”他说。

牛牛来到澳大利亚的一个月后,一家人亲密的在悉尼歌剧院门前笑着合影。「郑天赐说,牛牛自从来到澳大利亚和一家人团聚后,逐渐的“完全融入了”澳大利亚的文化之中。他的妻子也不再反复做那个牛牛乞求着要来澳大利亚的噩梦。

“一些中华民族的政治家们以为他们可以抹除人们对那场屠杀的集体记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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