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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潢贵胄:赵宋南外宗正司历史来源及发展演变

宗室 2021-04-12 SG讲故事 读取中...人已围观

简介原标题:天潢贵胄:赵宋南外宗正司历史来源及发展演变点上面“赵氏宗亲”加入赵氏大家庭赵氏宗亲ID:zhaoshizongqin无论您在哪里,只要您姓赵; 请点击上面“赵氏宗亲”关注,拥抱中华赵氏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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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赵氏宗亲(ID:zhaoshizongqin)编辑 | 赵英雄

宋宗室与宗正司宋宗室的定义与昭穆河北涿郡赵广汉为京兆尹,其子赵贡亦为京兆尹,形成涿郡赵氏。

至赵贡八世孙赵弘殷有五子:长赵光济,早亡,入宋封为曹王;次赵匡胤,是为北宋开国皇帝,号宋太祖;三赵光义(赵匡义),原为晋王,赵匡胤卒后继位,为宋太宗;四赵光美(赵匡美),封秦王,后改魏王;五赵光赞,为岐王,早亡。

宋朝立国之初,赵匡胤将其尚存的三兄弟的后裔确定为皇族,即宗室,亲写御书,编写三派“玉牒”(宋皇族族谱),并亲自制定了三派的十四字昭穆,以为排辈之分;另立遗嘱:“我族无亲疏,世世为缌麻。”赵匡胤制定的宋宗室三派(后称太祖派、太宗派、魏王派)的十四字昭穆为:太祖派:“德惟守(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顺。”太宗派:“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季同。”魏王派:“德承克叔之公彦,夫时若嗣次古光。”十四字用完,又重新从头开始,这样从宋代开始已经循环二次,又重新起始,一千零三十多年已历36代之多。

鉴于赵氏子孙蕃衍人数众多,同一姓名者颇多(这在宋代宗正司管理时是不允许的),所以在明·成化(1465—1487年)间,太祖派后裔赵惟珤(字德正,号古愚)和赵惟宪(号朽叟)重修族谱时,曾把“玉牒”又增加十四字,称为今十四字,而把原“玉牒”十四字称为原十四字,仍按三派区分。

太祖派今十四字为:“溥纲鼎建存忠厚,礼义谦和最用循。”太宗派今十四字为:“原本懋兼思尚实,式景均中庆以充。”魏王派今十四字为:“先贤廷辅文才广,资质端庄盛传芳。”宋时原十四字一直在海内外流传,除个别字辈有差异外,如《宋史》太祖派第三个用“守”字,族谱则“守”、“从”通用,其他基本上一致。

而今十四字并无传下,只在《天源族谱》中看到很多名字是“原”和“今”辈并用。如赵惟(纲)珤,即古愚。又如军事学家赵本学,原名赵世(建)郁。这种三个字为名,不是姓名,而是“原”和“今”字并有,这也是南外宗支系在明、清时一个特点,原十四字辈是由宋太祖亲自御定,据传,新十四字辈的启用,赵氏人丁难以蕃衍旺盛,因此,新十四字辈只是摆设,现在仍沿用宋太祖御定的原十四字辈循环。

宗 正 寺至迟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沿袭唐代做法,建立宗正寺,作为政府部门之一。但宗正寺的职能,局限于维护宗室谱牒,管理太庙、后庙、皇家陵寝等主要祭祀场所,与宗室成员本身似乎毫不相干。至仁宗朝,宗正寺才又加上监督宗子宗女婚姻的新职能。(《宋会要辑稿·职官》)大 宗 正 司随着宗室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宗室居住地的越来越拥挤,景佑三年(1036年)七月,仁宗创设新的宗室机构——大宗正司,为宗族自行管理部门,作为宗正寺的补充,受命纠正宗室的过错与违法犯禁之事。(《宋会要辑稿·帝系》)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奠定大宗正司作为最高宗室管理机构的地位。(《宋会要辑稿·职官》)然而,《宋史》第一次记载大宗正司是在神宗朝(1067—1085年),其时大宗正司的职掌已完全定型,包括核实监督津贴发放、教育、敦睦宗室、受理诉讼、纠正违失。

西外宗、南外宗正司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四月,蔡京拜相,上疏条陈宗室改革方案九条,其中关于宗室教育1条,科举和其他入仕方式4条,如何养活散处各地的贫困宗室1条;最核心的3条提出,在地方创设两处宗室居住地“敦宗院”。(《宋会要辑稿·职官、帝系》)地方的两处“敦宗院”最终定在西京(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取未卖官田,建立“宗室官庄”;使用官府宅院和远离市井的开阔地建房,或在邻近两京的州府居住。两京分别设立外宗正司,即西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掌外居宗室”,与当州通判共同管理宗室事务。

两个外宗正司的设立时间不得而知,但在崇宁三年(1104年)九月,首批325名迁徙的宗室成员已经到达南京(今河南商丘),因此不会迟于此时。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27·职员·方面·诸司附·宋·西外宗正司》引《宋史》曰:“崇宁三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西外宗正司于西京,各置敦宗院。仍诏各择宗室之贤者一人为知宗,掌外居宗室。而置教授以课其行艺。又诏敦宗院宗子有文艺、行实众所共知者,许外宗正官考察以闻。”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宋·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据“《八闽通志》、《宋史》”“按”曰:“崇宁三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西外宗正司于西京。各置睦宗院,择宗室之贤者一人为知宗,掌外居宗室,而置教授以课其行艺。“北 宋 灭 亡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汉化的金王朝,纪元收国元年。在北宋朝廷看来,这提供了一个击败宿敌辽国的大好机会。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双方达成协议,两国共同击辽,共享战果。

宣和五年(1123年),在金的打击下,辽国全面败退,宋、金就燕京和十六州之地归宋问题达成协议。

宣和七年(1125年),金俘虏辽主,宋朝抱怨自己所得的辽的领土份额不足,金朝迅速转而攻宋。当年夏历十二月,金兵兵分两路,攻占宋朝的两个州,包围北部中心城市太原,占领了华北平原东部黄河以北地区,但在渡河时遭到暂时挫败。

次年(宣和八年,1125年),金兵卷土重来,四月包围开封33天,从宋朝勒索巨额赔款之后撤军。八月间,钦宗拒绝金人的和约条款,金兵回师开封,开始第二次围城,历时四个月。宋朝反击失败,开封陷落,宋王朝投降。

靖康二年(1127年)初,钦宗、徽宗和1300名皇室成员、900—3000名宗室,以及众多官员、侍从和仆人,被掳北上燕京。

宋太宗的直系子孙差不多都成了俘虏。

关于随二帝被北掳的宗室成员人数,史家最常用的数字是3000。

方豪《宋史》也使用3000这个数字,但将整个后宫包括在内。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靖康二年三月十日”条描述金兵从开封掠走宗室的情况,说“前后凡得三千余人”,其中女性至少占一半。后宫直到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才被从开封掠走,因此,这3000人应当不包括后宫。

宗 室 南 迁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日,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称帝,改元建炎,是为南宋·高宗。

在河南洛阳和河南商丘的宋太祖派下的西外、南外宗室幸运地逃过女真劫掠,他们单独或结伴南渡,开始出现在中国南部的每一片土地上。他们最初的明确目的地是高宗的南宋朝廷。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27·职员·方面·诸司附·宋·西外宗正司》引《宋史》曰:“南渡后,‘南外移镇江,西外移扬州,其后屡徙。’绍兴三年,西外置于福州,南外置于泉州,盖初随其所寓而分管辖之。”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宋·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据“《八闽通志》、《宋史》”“按”曰:“南渡后,移镇江。其后屡徙。”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载,建炎初,“上将有幸,先徙诸宗室于江淮。于是,大宗司移江宁,南外移镇江,而西外移扬州。明年春,又移西外于泰州及高邮军。三年冬,又移于福州,而南外移于泉州,以避兵。”高宗即位三个月后,也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八月,知南外宗正事在奏疏中叙述了当时的概况:宗室成员进入淮南寻求安置,但在淮南路,只有扬州有足够的地方和物资;因此建议来自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南外宗室迁往京口(今江苏镇江),来自西京(今河南洛阳)的西外宗室迁往扬州,来自开封(东京)的宗室在江宁府安置。(《宋会要辑稿·帝系》)因京口(今江苏镇江)处于抗金前线,出于安全考虑,建炎间(1127—1130年),南外宗室又迁至扬州(今浙江绍兴)。

在此后的几年中,宗室南迁政策与种种突发事件结合在一起,使宗室出现了大分裂。

建炎二年(1128年)初,淮南东路西京宗室的管理机构分为高邮军、泰州两支。

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知大宗正事赵仲琮上章,描述了江宁府在安置宗室中所遇到的问题。由于军队的需求致使住房缺乏,他们不得不将宗室安置在寺庙等公共建筑中,但是宗室的人口太多,仍旧难以全部安置。因此,仲琮请求将他们再往南迁,或是到江南东路的信州,或是到江南西路南部的虔州。朝廷选定了虔州,但环卫官宗室继续留在皇帝身边。

三个月以后,来自江宁的宗室和大宗正司官员已经越过虔州,到了更南方的广州。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广州成为大宗正司的所在地。

所谓“南班官”,是带有环卫官官衔的宗室的总称,指他们在朝会中处于殿廷南部的位置。

南外宗正司迁至泉州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宋·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据“《八闽通志》、《宋史》”“按”曰:“绍兴三年(1133年),移置西外宗正司于福州,南外宗正司于泉州。盖随其所寓而分管辖也。”建炎三年(1129年)腊月,在扬州的南外宗室机构和宗室成员,又从海上到了福建南部的大城市泉州(《宋会要辑稿·职官》)。尽管事先有所计划,发给宗司官员租船的资金,还派人去打前站;但此事正好发生在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而避难海上的时候,因此南京(应天府)宗室实际上也是逃亡队伍的一部分。不管到泉州的动机如何,南京宗室(南外宗)却在泉州安顿了下来,泉州也将成为南宋宗室的超级中心。

宋代中国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它对沿海所投注的兴趣和关注。汉、北朝和唐曾经享有的通往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之后,宋代转向大海,开辟出一条西到印度洋的广阔的贸易体系,后来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贸易体系的中心,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设置市舶司,南宋初年取代广州(广东)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贸易港。泉州的进出口商品名目繁多,举不胜举。通过泉州,香料、香、棉花、蜂蜡、犀角、象牙、珍珠、银、金、玳瑁、硫磺等宋朝上层越来越离不开的奢侈品源源输入中国;通过泉州,中国的丝绸、瓷器、漆、酒、大米、糖和铜钱等商品不断流出。

多数论者认为,除了泉州政治安定外,其商业财富是选择它作为南外宗司中心的主要原因,因为宗室是一个消耗巨大的负担。

在其他地方,局势仍然混乱,不少地方涌现出临时宗室机构,来管理、照顾那些分散的宗室。这些地方包括江西洪州、吉州、广东南雄州。

绍兴元年(1131年),西外宗正司搬到两浙路的湖州。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6·拾遗·泉州府·宋》:“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后宫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出《宋史》)”迁到泉州的南外宗室人数当时迁到泉州的南外宗室人数为339人,其中宗子122人,宗女126人,宗妇78人,所生母(妾)13人。这是绍兴元年(1131年)九月,中书舍人胡文修为削减办事人员,上疏支持濮王·赵仲湜合并西、南两外宗正司的计划时提到的数字(《宋会要辑稿·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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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修还同时提到西外宗室有176人,其中宗子95人,宗女49人,宗妇30人,所生母(妾)2人。

宗室成员散居在帝国各地,因此217名男子和298名妇女肯定不是南方宗室的全数。但是,泉州、湖州两处无疑是最大的宗室聚居地,而两处加起来人数才只有500多一点儿,这个数字也表明宗室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

将近七十年之后,历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0》提到宗室成员的总数时,引用了大致相同的数字,称南外宗正司有340多男女,西外宗正司有180名。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又提供了另外一组数字:绍兴元年(1131年)前后,南外349人,西外179人;政府每年支持宗室的开销是,规模较大的南外宗室60000贯,西外宗室30000贯。对于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来说,这是两笔大数。每位宗室每年可得约180贯。作一个比较,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开封宗室每月的开支是70000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南宋宗室成员的生活方式必定要俭朴得多了。

在泉赵氏皇族在泉赵氏皇族有三支:太 祖派: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德昭第五代孙赵子镠、赵子侁随南京外宗正司徙迁入泉。据《泉州南外宗子进士世系考》载,太祖派燕王房“子”字辈入泉尚有子玖、子野、子纶、子纯、子懋、子术、子伸、子浚、子驯、子亮、子章、子俨、子直、子尺等 14 支;

秦王房还有子家、子霖、子偁、子侩、子俊等 5 支),其后代一直在泉州蕃衍,赵子镠、赵子侁等为太祖派燕王派入泉始祖,赵子家等为太祖派秦王房入闽始祖。其后裔现居住在甲第巷、涂门街。

南宋末,蒲寿庚叛宋降元,残杀宋宗室及士大夫,五世赵与蕃游宦于外未遭杀,隐名埋姓避祸,后子孙在南安柳城路水头居住(《泉州祠堂·宋皇室合族赵氏大、小宗祠》);七世赵由钝被外家姑姑所救,出走寄居于武荣(今南安丰州)外祖辜氏家,其子孙即在武荣繁衍。廿一世孙赵伯勋(一名厚勋,又名万勋,赵由馥第八代孙)清·顺治辛丑年(1661年)全家同郑成功徙台不归,在台湾开基创业。

太 宗派:宋太宗(赵光义)第四子商王·元份第三代孙仲忽(追封太师、岐王)第十三子赵士晤,拜右监门大将军、贵州团练使,解洺州围,以功迁知洺州,兼防御使,迁泉州观察使,再迁平海军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迁节度使(未拜而卒),子孙在泉繁衍。

泉州有三个太师墓(即赵士晤卒后赠太师,葬南安三十一都鹏洋岗;其子赵不流卒赠太师申国公,葬南安三十都小郡龙湖山;其子赵不懬卒赠少师开国伯,葬武荣邑三都招贤里小潘山)。

据《泉州南外宗子进士世系考》载,随南外宗正司南迁入泉且出进士的“士”字辈还有士归、士约、士□、士赞、士畀、士稖、士武、士多赉、士9雪刂)、士迒、士瑄、士尚等12支,赵士晤等为太宗派入泉始祖。

魏 王派:魏王(赵光美)次子广平郡王德隆第四代孙赵公义,拜忠郎右班殿直,南渡居于泉州。据《泉州南外宗子进士世系考》载,随南外宗正司南迁入泉且出进士的“公”字辈还有公缅、公羲、公逮、公迥、公揆、公述、公洋、公愭、公重、公柳、公滋、公端、公譿、公璐、公贶、公贽、公刊、公宜、公呈、公明、公普、公填、公晶、公慐、公迄等 25支,他们为魏王派入泉始祖。

其后裔原居泉州城南,廿五世赵若凤携子赵嗣苏从泉城大门铺南岳境大郎巷迁居甲第巷大宗祠内。

南宋宗室机构设置体系的形成赵仲湜的两司合并计划未被接受,很可能是朝廷担心让一个地方来负担两支宗室,会更加吃不消。相反,西外宗正司却在福建北部的福州建立了机构和屋舍,与泉州的南外宗正司遥相呼应。西外宗正司搬到福州的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据《宋会要辑稿·职官》所载,最迟在绍兴二年(1132年)6月,它已经在那里了。当年南、北两宗正司的首脑计划召开年会,讨论共同的问题,协调政策。

到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宗室机构设置的轮廓已经变得清晰起来。除了泉州和福州的两大中心外,两浙路的绍兴府(旧名越州)有宗正寺,首都临安(旧名杭州)有大宗正司,还有重建的睦亲宅。睦亲宅安置的是留在朝中侍奉皇帝的南班官宗室,他们是硕果仅存的有服宗亲。终宋之世,在所有有宗室居住的州,都委派有一位宗室长者,来领导宗室成员,监督宗室所享有的钱粮津贴的发放。

从此,南外宗正司成为管辖泉州、漳州赵宋宗室的衙门。

南外宗正司职官职官设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27·职员·方面·诸司附·宋·南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置司泉州。职员俱与西外宗正司同。”查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27·职员·方面·诸司附·宋·西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一员;丞一员,以本州通判一人兼;簿一员,以本州签判兼;敦宗院主管一员,文、武各一员,后省武臣一员,宗学教授一员。”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宋·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据“《八闽通志》、《宋史》”“按”曰:“知宗正司事一员,丞一员,以本州通判一人兼。簿一员,以本州佥判兼。睦宗院(《八闽通志》作敦宗),主管一员,文武各一员,后省武臣一员。宗学教授一员。”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名录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0·秩官·历官·方面·宋·诸司附·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记载有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名录,后来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宋·南外宗正司知宗司事》略有增补与修正,名单为:“赵士樽,建炎间任。

赵士亻褭(从《闽书》增),建炎中任。

赵令懬(《八闽通志》)、赵仲□(“弓畨弓”合一字)、赵士瞰(从《闽书》增)、赵仲弼(再任。从《闽书》增)赵士謜、赵士珸(有传)、赵士雪刂、赵子游(令懬子),以上俱绍兴间任。廉正文臣。

赵不猷,隆兴间任。

赵士豢(善诗,与守王十朋相好)、赵士穆,以上俱乾道间任。

赵士歆、赵士石、赵不敌、赵不流、赵子涛、赵公回(有传),以上俱淳熙间任。

赵不逷、赵公回(再任),俱绍熙间任。《八闽通志》惟有上一名,诸志俱有二名。

赵不艰、赵不戒,俱庆元间任。

赵彦提(《八闽通志》作“彦禔”)、赵不懬(《八闽通志》)(有传),嘉泰间任。

赵伯橚,开禧间任。

赵善践、赵不培,俱嘉定间任。

赵善軿、赵□(上“”下“政”)夫,俱宝庆间任。

赵汝固、赵彦侯(知安溪县。有传),以上俱绍定间任。

赵师蹇、赵崇嵓,俱端平间任。

赵汝□(上“共”下“心”)、赵师赈、赵汝腾(知泉州。有传),以上俱嘉熙间任。

赵师恕、赵师珂、赵希循(临江人)、赵希衮(有传)、赵与份、赵巩之,以上六人年代无考。《闽书》作淳佑间任。

赵吉甫(从《闽书》增)。”主管南外睦宗院官名录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宋·主管南外睦宗院官》:“主管南外睦宗院官:初置院时宗子三百四十九人,嘉泰中至一千八百余人,郡守倪思请于朝,再置新睦宗院,各有主管官。

张洵、黄祖舜(福清人),俱建炎间任。

李铣(《福建通志》、《闽书》铣作诜。有传)梁季珌,乾道、淳熙间任。

林行知,嘉定间任。

诸葛直清(有传。南安人。从《闽书》增)。

彭爚(侯官进士,年代无考)。

留元圭(有传。从《八闽通志》增)”南外敦宗院主管名录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0·秩官·历官·方面·宋·诸司附·南外宗正司》:“(敦宗院)主管:黄祖舜,建炎初任。

李訦、张洵、梁李珌,俱乾道、淳熙间任。

林行知,嘉定间任。”南外宗正簿名录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宋·南外宗正簿》:“南外宗正簿:黄公度,有传。高子升,古田人,以佥判兼静退清修,典刑后辈。”宗室事务的作用逐渐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外和西外宗正司在宗室事务方面的作用逐渐扩大。

一是祭祀。福州西外宗室成员被赋予一项独特的荣耀——供奉御容,以合适的礼仪来祭祀它们。

二是司法。宗室成员有罪需要监禁时,单月送往泉州,双月送往福州(《宋会要辑稿·职官》)。

再有,一项绍兴三年(1133年)提出的计划在绍兴廿六年(1156年)开始实施,这就是西外、南外宗正司每年开会讨论共同遇到的问题(《宋会要辑稿·职官》)。

由于泉州成为南宋最大的宗室聚居地,因而成为实际的宗室事务中心,虽然它远离首都临安。

赵士雪刂、赵士衎事件宗正司长官的选拔任命,都来自南班宗室的圈子。因此,初时的泉州南外宗正司长官赵士雪刂和福州西外宗正司长官赵士衎,是濮王一支的堂兄弟。然而,这对堂兄弟却在绍兴卅一年(1161年)都因丑闻下台。

赵士雪刂,太宗六世孙,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八月二十五日以观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凡三任南外,实历九年”,《宋史·卷244·列传3·宗室1》载:“令懬字深之……子子游,官至湖北提刑,用户部侍郎王俣荐,加直秘阁。会建宁节度使士雪刂知南外宗正司,以事去官,言者请择宗室文臣之廉正者代之,遂以命子游。西、南外宗官用文臣,自子游始。”言外之意,即赵士雪刂不廉正而罢去知南外宗正司职务。

赵士雪刂去官的原因,与夺取蕃商船只有关。据南宋·朱熹《朱子全集·卷89·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范如圭)神道碑》载,范如圭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知泉州,当时“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挟势为暴,前守不敢诘”。该南外宗官即赵士雪刂,前守为辛次膺。

赵士雪刂有恃无恐,“至夺贾胡浮海巨舰”。贾胡诉于州、诉于市舶司,“三年不得直”;

范如圭上任后,“皆以法义正之。宗官则大沮恨,密为浸洎以去如圭,遂从中旨罢。”范如圭因受到士雪刂诽谤而罢职后,赵士雪刂“夺贾胡浮海巨舰”一案不了了之。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因漳州百姓黄琼控告福州西外宗正赵士衎强行购买海舟,赵士雪刂才一起被罢官。

关于赵士衎一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宋史·士衎传》、《宋会要辑稿·职官》都有一些记载。

漳州商人黄琼拥有一艘船,到南蕃贸易,其父客死异乡,货物被人强夺,空舟而归,导致破产。官府坚持黄琼卖船也要偿还债务。这艘船的买主不是别人,是使用了化名的赵士衎。

黄琼不满,直接到杭州投匦。两次投匦,朝廷派右谏议大夫何溥审理此案。朝廷令福建提刑司将船还给黄琼。但何溥报告认为,黄琼有那么多债务,再加上积累下来的利息,黄琼又不得不卖船,“是舟必折而入于知宗赵士衎之家”。

鉴于赵士雪刂和赵士衎强夺胡贾巨船和民船,也因为“绍兴末年,泉、广二州市舶司与西南二宗司犯法载铜钱,而郡县却无可奈何”,朝廷才罢了赵士雪刂和赵士衎的官, 并规定“两宗司今后兴贩蕃舶,并有断罪之文”。

令人感兴趣的是,邵武军学教授柯宋英所撰《赵士雪刂的墓志铭》(《闽中金石录·卷9》)丝毫没有提到他的罢官,只是说绍兴卅一年(1161年),他请求作祠庙官,结果被接受了;次年,他在路上死去。

《墓志》还提到,绍兴廿九年(1159年),士雪刂因在南外宗正司的出色政绩而迁官,说:“他以自己的善良人格引导宗室,特别是孤儿和没有朋友的人。他严肃,但绝不冷酷。在宗室文化当中,有一种仿佛上古三代才有的高贵气氛。”即使是赵士衎),似乎也没有给这种氛围带来太多的不光彩。两年之后,士衎和他的弟弟士篯答应将半数的朝廷赏赐奉献给朝廷,支持抗金战争,因而受到新皇帝孝宗的奖谕。

《宋史·卷245·宗室2·士衎传》载:“隆兴中,以边事未宁,与士篯奏减奉给恩赏之半以助军兴。”《宋史·卷245·孝宗本纪》把这个主意全部归功于士篯也是同知大宗正司,这个主意后来被全体南班宗室接纳。

但是,黄琼事件对宗室造成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绝对禁止西外、南外宗正司官员(仅针对宗司官员,而非宗室)参与海外贸易,这就剥夺了他们的一项可能的利益来源。

二是在选拔谁来替代士衎、士雪刂担任福建宗正司长官的问题上,皇帝同意跳出南班宗室的圈子——以往的任命都来自这个圈子,选拔“宗室文臣之廉正者”,西、南外宗官用文臣自此始。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的记载,从此,宗室文官经常出任宗室领导职位。

这一政策转变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它结束了南班宗室独擅宗正司的局面,朝廷转向福州、泉州两大中心,以及所有与家人独立居住在中心以外的宗室成员,从中选拔宗正司的领导官员。

泉州南外宗人口增长泉州南外宗正司迁到泉州后,从有数字的绍兴元年(1131年)之后的一百年间,宗室人口出现惊人的增长,从339名宗子、宗女和宗妇,发展到绍定(1228—1233年)间的2300多人。

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中载:“建炎(1127—1130年)置可之初,宗子仅349人(按:《宋会要辑稿·职官》记绍兴元年(1131年)泉州宗室总数339人)。

其后日益蕃衍,至庆元(1195—1200年)中,则在院1300余人,外居者440余人(总数1740人)。

【明·万历《泉州府志·卷9》记,嘉泰年间(1201—1204年),泉州宗室总数1800人。】至于今日(绍定年间,1228—1233年),则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总数2314人)。”2300名宗室只占125万人口的1%,但是下述几个因素却使他们具有与其数量不成正比的分量:第一,他们聚集在泉州城的中间及其周边,而泉州城在南宋的人口只有20万。

第二,所有的宗室成员都可以从政府领取俸禄或补助钱米,因此这个数字在财政方面所蕴含的意义是非常可观的。

第三,宗室是富有的,因此靠宗室维持生计的仆人、随从、手工艺人、商人,甚至和尚的人数应当是宗室人数的许多倍。

绍兴到庆元六十余年间,宗室人口增长了400%;而此后至绍定年间的增长率只有33%。

没有史料能够说明后来的人口增幅锐减,是因为死亡率升高或出生率降低,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构成南宋初期宗室主体的是第四到第七代宗室,事实上他们的增长速度绝没有达到五倍,只有开封宫宅中的早期宗室曾经如此。

可能的解释是,绍兴到庆元年间泉州南外宗室人口的巨大增长,是新的宗室家族不断迁入的结果。

第一,绍兴元年(1131年)的政治局势极度动荡不安,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出现宗室移民潮是非常可能的。

第二,绍兴九年(1139年)曾出台一个计划,要把尚未定居的宗室成员送往宗室中心。(奏章见《宋会要辑稿·帝系》)第三,后来的赵氏族谱表明,宗室家族的迁移在整个南宋都极为普遍。经济史家普遍认为,当时的泉州正处于非常繁荣的时期,因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极有可能将住在外地的宗室吸引过来。

驻 地南外宗正司司署南外宗正司司署正式移置泉州,是在绍兴三年(1133年)。如前所述,在此之前就有宋宗室陆续来到泉州。南外宗正司司署设在府治西南忠厚坊古榕巷内水陆寺中,位于泉州旧馆驿西侧大船亭以北、古榕巷西北隅(今梨园剧团所在地)。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宋·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曰:“隆庆《志》:南外宗正司在水陆寺街,元以其地之后半置。清军驿俗呼旧馆驿。”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在肃清门外,本都监廨舍地,改为行衙。建炎(1127—1130年)中,又改为司。内有惩劝所、自新斋、芙蓉堂及池,及天宝池、忠厚坊诸胜。景炎(1276—1278年)间,蒲寿庚叛,降元,尽杀宋宗室,司遂废。”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南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在府治西南忠厚坊。

(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置于南京(今河南商丘)。靖康(1126—1127年)后徙京口,(南宋)建炎中(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自越移泉州。始至时,宗属三百四十有九人。

中有芙蓉堂、天宝池,后俱入于水陆寺。

明·正统三年,知府尹宏以故址之半为织染局。今俱废。”“水陆寺,在肃清门外西南”(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9·寺观志·城中寺观·水陆寺》),遗址在旧馆驿汪衙巷内。

水陆寺的前身是唐·天宝六年(747年)敕置祝圣放生池,因建水陆堂其上。乾符六年(879年),郡守林鄠广为院,号护国水陆院。北宋·嘉佑元年(1056年)和嘉佑三年(1058年)两知泉州的郡守蔡襄,把水陆院改为禅院。后废为都监(宋代武职)廨舍,复为添差通判厅。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9·寺观志·城中寺观·水陆寺》:“(添差通判厅)又改南外宗正司。”成为南外宗正司和皇族居住地。

宗正司内设有惩劝所、自新斋、芙蓉堂,还有天宝池等。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放生池》:“池(放生池)久湮塞,大半为民居。旧宗正司芙蓉堂,池之仅存者也。”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宋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一员,丞一员(原按:以本州通判一人兼。),簿一员(原按:以本州佥判兼。)。”睦 宗 院皇族居住地称“睦宗院”,有别于临安敦睦亲族的睦亲宅。睦宗院有新、旧二所。旧睦宗院在府治西南袭魁坊,新睦宗院在府治西北居贤坊。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宋·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曰:“隆庆《志》……睦宗院在府城西南,以清果、菩提二寺为之。新睦宗院在府城西北。”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睦宗院:旧在府西南袭魁坊。建炎(1127—1130年)中,南外宗正司徙泉,因建于此。中有元佑堂,淳佑六年(1246年),知宗希衮建。嘉泰三年(1203年),郡守倪思以其狭隘,别创于府治西北居贤坊,是谓新睦宗院。”嘉泰年间(1201—1204年),由于南外宗人口不断增长,睦宗院住宅不够,在知州倪思的请求下,又在城西睦宗院老宅的旁边修建了新的宅院(《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在睦宗院外居住。遗憾的是,现在对这些大型的宗室宅院以及其中的生活知之甚少。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旧睦宗院》:“旧睦宗院,在府治西南袭魁坊。清果、菩提二寺故址也。

宋·建炎中,移南外宗正司于泉,因建睦宗院于此。有元佑堂,淳佑六年(1246年)知宗希衮建。又有王祠在旧院内,祀二十三王。

今俱废。

宗 学绍兴(1131—1162年)初,在府治理西南袭魁坊睦宗院东设立专为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学制二年。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宗学:在旧睦宗院东。绍兴初建。中有宣圣庙,置堂曰‘彰化’。斋有三:曰宗强,曰信厚,曰立爱。嘉定十三年(1220年),更堂曰‘崇教’;增斋一,曰怀德;更信厚曰升贤。斋有长谕,皆以宗姓。讲书教谕,则以庶姓。”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宋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 南外宗正司……睦宗院(原按:《八闽通志》作敦宗。),主管一员(原按:文武各一员,后省武臣一员。),宗学教授一员。”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0·秩官·历官·方面·宋·诸司附·南外宗正司》记载,先后任宗学教授的有:“(宗学)教授:郑汝谐、傅伯成、林淳厚(泰定初任)、林信厚、黄叔度、王迈(见《名宦志》)、黄自然。”清 源 书 院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又有清源书院,在睦宗院内,知宗希衮所建。堂曰习说。斋四:曰浚明、严尊、忠恕、爱敬。明时,其地入清果、菩提二寺。”教 授 厅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教授厅:东有◇知室,西有儒隐堂。堂之前有万卷楼,下瞰泮池。淳熙(1174—1189年)中,萧鹗建。今废。”宗室宅院管理的一例至今,宗室宅院管理的面目是模糊的,但是,宗女、陈增之妻赵汝借的《墓志铭》保留了她的娘家和婆家都参与了宗室宅院管理的材料,当然这并非普遍现象。

赵汝借的曾祖父是赵士珸(1108—1153年),《宋史·卷247》有传。

赵士珸是抗金英雄,也是早期的知泉州南外宗正事。

士珸出身于太祖一系的濮王支脉,是英宗兄弟的后裔,地位显赫,是高宗的有服宗亲,因此有权力在临安(首都,杭州)居住。但是,从1973年出土的士珸之妻蔡氏(1134—1161年)墓志铭看,他们却在泉州安了家。(赵世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多年以后,士珸的儿子赵不黄(上“广”字头,下“心”。1151年生)又做过知南外宗正事。

汝借的祖父和父亲赵善兰都没有再担任过这样重要的职位,但是,她丈夫的祖父陈俊卿(1113—1186年)在职位通显、官至宰相之前,却做过泉州睦宗院学校的教授;淳佑十年(1250年),汝借的丈夫陈增又做过泉州睦宗院的监督。

这桩婚姻所联结的,是福建最显赫的一个家族(陈氏出自泉州邻近的兴化军莆田县)与泉州宗室中的领导家族,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应当是共同的宗室管理经历。

宗室的授官高度发达的书院文化,使得福建成为南宋科举最成功的路分,泉州乃至整个福建的政治影响力正处于历史最高峰(《泉州书院》)。通过授官和科举的记录,可以对泉州宗室的公共形象有许多了解。

据赵世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的记载,在南宋,仅福建南部的泉州和漳州,就曾经出现13名宗室知州(泉州6名、漳州7名)、51名宗室知县、10名知市舶司。此类任命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宗室知州、知县似乎都已司空见惯。

泉州的6名知州中,包括赵必愿。

《宋史·赵必愿》:“(知处州)移泉州。罢白土课及免差吏榷铁,讽诸邑行义役。秋旱,力讲行荒政,乞拨永储、广储二仓米振救。”道光《晋江县志·赵必愿》据旧《志》载 :“淳熙中(1174—1189年)以华文阁直学士知泉州。罢白土课及免差吏榷铁,讽诸邑行义役。秋旱,力讲荒政,乞发仓赈救,多所全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赵必愿》)值得一提的宗室、泉州知州是赵令衿(1158年卒)。

赵令衿是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赵世山失(“山失”合一字)之子。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迁知泉州,在郡留意教养,发展海外交通,大有政绩。(《泉州人名录·赵令衿》)赵令衿知泉州时的最大功绩,是建成安平桥和东洋桥(安平东桥),将港口区和主要市场联成一体,便于海船运卸货物,对于城市商业的繁荣至关重要。长桥竣工之后,感激的泉州百姓为他修建了生祠。

赵令衿还重建惠安菱溪永济桥,故惠安亦建庙祀之。(《泉州桥梁·安平桥、安平东桥》)赵令衿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尊重来泉州经商的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宋代许多外国人来泉州经商,他们把所在国的风俗习惯和各种宗教信仰带来泉州(《泉州宗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时伊斯兰教徒建清净寺,此事在泉州掀起大波。

据南宋·朱熹《朱子全集·卷98·朝奉大夫直秘阁主管建宁武夷山冲佑观傅公(傅自得)行状》记载:时赵令衿同意“贾胡建层楼(即清净寺)于郡庠(文庙府学)之前”,遭到“士子”的剧烈反对,群起告官。理由有三:一是“化外之人,法不当城居”;二是清净寺建于城内府学之前,既破坏了“八卦巽位”,又破坏“泉庙学受盛山川”;三是“贾赀矩万,上下俱受赂”。事经通判傅自得处理后平息。然而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赵令衿离开泉州后,秦桧重新命傅自得“体究”追查赵令衿“在泉时纳贿事”,赵令衿因此入狱。(《泉州寺庙·清净寺、文庙》、《泉州人名录·傅自得》)事实上,赵令衿遭难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得罪了秦桧。对此《宋史·赵令衿传》有详细记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赵令衿“归寓三衢(衢州)。尝会宾客观《秦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句。通守(衢州通判)汪召锡,桧兄婿也,颇疑令衿,讽教官莫汲诉令衿论‘日月无光,谤讪朝政’。侍御史董德元承风旨劾之,诬以赃私。诏下令衿狱,案验无状,乃论令衿‘谤讪不逊’,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司治在泉州)拘之。

桧除召锡湖南提举以报之,衔令衿,必欲置死地。”后因秦桧病不能省,才获免。

南外宗子中也不乏干炼之吏。

如赵子潇。

《宋史·卷247·赵子潇传》载,赵子潇知明州沿海制置使时,海盗贿通地方官吏,掠夺商船,致使商道不通。

子潇“以礼延土豪,稗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厚赏,不则杀不贷。’胥众震恐,争指贼处,悉擒获。凡豪猾为贼囊橐者,穷治之,海道遂平”。

明州海道乃东海丝绸之路的要道,肃清海盗,保证东海丝绸之路的畅通,对当时中国与日本、朝鲜的海外交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又如赵公迥,史称其“政简洁,人不敢干以私”。

宗室的科举南宋福建共有329名宗室进士及第;在4525名南宋的福建籍进士中约占7.3%。这个比例同宗室聚居的州的情况相比,又不免相形见绌。

南宋福建的宗室进士情况(宗室进士数见赵世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如下:泉州:南宋进士总数582名,宗室进士122名,占21.0%(自南宋·绍兴年起“赵氏子孙成进士者凡百三十余人”,主要在宋代,明、清较少);

漳州:南宋进士总数185名,宗室进士33名,占17.8%;

福州:南宋进士总数2249名,宗室进士210名,占9.3%;

兴化军:南宋进士总数558名,宗室进士20名,占3.6%;

建宁府:南宋进士总数509名,宗室进士6名,占1.2%。

另外南剑州、邵武军、汀州三州没有宗室进士。

福州共出了210名宗室进土,而在南部的泉州和漳州(漳州是泉州南外宗室家族外流人口的居住地),大约五分之一的进士出身宗室。

福州宗室的记录令人惊讶。那么,西外宗室的科举成绩为什么这么好呢?由于资料的缺乏,只能推测。其实,考虑到福州整体在科举上的巨大成功,210名宗室进士也许还算不上突出,尤其是同泉州相比。

南宋泉州的宗室进士情况(进士总数见《八闽通志·卷46》[1490年];宗室进士数见清·乾隆《泉州府志》):建炎、绍兴年间(1127—1162年):泉州进士总数89名,其中宗室进士3名,占3.0%;平均每榜泉州进士占8.1%;平均每榜泉州宗室进士占0.3%。

隆兴至淳熙年间(1163—1189年):泉州进士总数96名,其中宗室进士10名,占10.0%;平均每榜泉州进士占10.7%;平均每榜泉州宗室进士占1.0%。

绍熙至嘉定年间(1190—1224年):泉州进士总数204名,其中宗室进士43名,占21.0%;平均每榜泉州进士占17.0%;平均每榜泉州宗室进士占3.3%。

宝庆至淳佑七年(1225—1247年):泉州进士总数139名,其中宗室进士54名,占39.0%;平均每榜泉州进士占17.4%;平均每榜泉州宗室进士占6.1%。

淳佑八年至祥兴二年南宋灭亡(1248—1279年):泉州进士总数54名,其中宗室进士12名,占22.0%;平均每榜泉州进士占6.0%;平均每榜泉州宗室进士占1.1%。

整个南宋期间总计:泉州进士总数582名,其中宗室进士122名,占21.0%;平均每榜泉州进士占11.9%;平均每榜泉州宗室进士占2.5%。

两个变动值得注意:第一,是1225—1247年间宗室进士的大幅增长,平均每榜6人及第,占全州进士总数的将近40%。

同福建的其他州一样,泉州宗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取得这样的成绩,并在此后的科举中继续不断地取得成功。虽然,因宗室的特殊待遇,宗室在科举中极少与其他举人直接竞争,但无论如何,进士科名所带来的特权和其中所蕴含的权力,必然促进了宗室在本州生活中的影响力。

第二,南宋初期,泉州的宗室与非宗室进士的数量都出现了大幅增长,而南宋末年二者都出现了小幅下滑。

虽然存在种种差异,这两个集团在科举考试中的命运却是相同的。原因有待研究,但是这两次变化发生的时间却令人联系到泉州经济的影响。经济史家普遍认为,12世纪是泉州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而13世纪则是泉州经济的衰退期。科举成功需要教育投入,教育投入需要几十年才会见成效,因此削减教育投入的后果也需要几十年才能看清,进士人数的变化必然会有滞后。

地方政府的经济负担宗室的俸禄、孤遗钱米、宗女的嫁妆,是宗室供给的主要形式,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大多数宗室家庭依靠家庭成员的官俸为生。向那些没有做官的近亲可以倚靠的孤儿发放“孤遗钱米”,则为宗室提供了安全网络。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庞大的宗室所带来的巨额负担就让地方官们叫苦不迭。

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规定,给宗室遗孤的补助是每月每人2贯钱、1石米。一部晚出的《南外天源赵氏族谱》(赵世通主编)保留了泉州南外宗正司宗室补助钱米的记录,其院外宗室的补助额与绍圣二年的规定相等。因此,北宋直至南宋,给宗室的基本津贴应没有太大变化。

《南外天源赵氏族谱》载:居于院内的宗室,其大者,每月钱13贯;中者(20岁及以上),每月钱9.1贯,米1石;小者(10岁及以上),每月钱4.7贯,米0.4石;末者(5岁及以上),每月钱1贯,米0.4石。

居于院外的宗室,其大者(10岁及以上),每月钱2贯,米1石;小者(5岁及以上),每月钱1贯,米0.5石。

这组记录不包括宗室官员,因为他们是根据官阶和职位领取俸禄的。二十虚岁以上的宗女还可以得到一笔嫁妆钱,居于院中的为100贯,居于院外的只能得到三分之一。

不清楚为什么院内宗室——他们已经得到了免费住房——的补助额会多那么多。也许是因为政府鼓励宗室在宗室中心定居的政策,但如果是这样,这项政策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失败:13世纪前期越来越多的宗室居于院外。不管原因怎样,结论总不外乎如此:维持宗室成员的生活需要一大笔钱。

一开始,泉州南外宗正司辖下有300多名宗室,从全国来说,规模最大。

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泉州知州谢克家上书请求经济援助。

谢克家指出,泉州的常规赋税收入勉强应付正常开支,根本不足以养活宗室成员。虽然有转运使司援助的2万贯钱,但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仍然有6.24万贯的缺口。皇帝批复,授权泉州销售250张度牒,来应付上项开支。(《宋会要辑稿·职官》)8.24万贯平均起来是每人275贯(82400/300=275),当然,这中间还包括有官宗室的傣禄、其他津贴、南外宗正司的行政支出,还可能包括建造住宅的开支,毕竟,搬到泉州只是三年以前的事。不管怎么说,负担是巨大的。随着宗室人数的膨胀,负担还会越来越大。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泉州人名录·朱熹》)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后,对南宋皇族宗室对泉州造成的财政负担有诸多考察。

朱熹在《朱子语类·卷111》(中华书局,1986年)中曰:“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宗室请受浩翰,直是孤遗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遗请受;有子孙多,则宁不肯出官。盖出官,则其子孙孤遗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遗众分之多也。”朱熹还注意到南外宗官寄治泉州,抉势为暴,“夺胡浮海巨舰”,“占役禁兵以百数”,“盗煮海之利,乱产盐法,为民病苦”等等。(《朱文公文集·卷89》,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任福建漳州知州。漳州在泉州邻近,同属闽南地区,南外宗的一些宗室也流往该地。他在与学生的谈话中坦言宗室所引起的财政问题,特别是1189年光宗登极,一天之中就有六十余名宗子得到授官,他们的俸禄都得由州政府来承担:“朝廷缺乏远虑,宗室日益繁盛,成为各州的负担,现在已经有一两个州倒了。”朱熹对向孤遗宗子发放钱米的做法抨击尤其猛烈,这不单是因为宗室大家族的贫困人口在增加,更是因为许多根本不应该申请孤遗俸禄的宗室也想方设法搞到这份钱米。

“根据法令,没有依靠的宗室才可能申请孤遗俸,有依靠者不得申请。‘有依靠’指的是兄弟、伯叔有官,可以依靠,不至困顿。然而现在却有一些人,明明有伯叔兄弟为官,却依凭势力申请孤遗俸。而那些真正孤苦、无依无靠的宗室却因为缺乏势力,受到州郡的阻挠,难以得到孤遗俸。……按照旧例,宗室为父母服丧期间可以得到俸禄,待阙期间也可以得到俸禄,恩惠未免太重。如果朝廷继续这种缺乏远见的做法,那么将来对州郡的危害是没有边际的。”(朱熹《朱子语类·卷111》)朱熹对于真正处于困境的宗室是同情的,他关注的是宗室供给制度给诸州带来的财政困难。

相反,朝堂的讨论却集中在地方官不愿向宗室支付俸禄钱米的状况。在《宋会要辑稿·帝系》所记载的绍熙五年至嘉定十年(1194—1217年)的一系列诏令中,却是有的州没有按规定提高孤遗钱米的发放额,也有州官拖欠宗室俸禄。

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嘉定十年(1217年)都省所上奏章报告,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很久没有发放宗子、宗女、宗室寡妇的俸禄,时间从几个月到一两年不等。

“官员从削减津贴中取利。一名宗室的津贴被耽搁发放,全家的生活都会变得没有着落。州县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可是这样一来,朝廷的宗族之爱、敦睦之意就都丧失了。”皇帝因此下令大宗正司和西外、南外宗正司检查州县耽搁发放宗室俸禄的情况。(《宋会要辑稿·帝系》)这些都表明,在当时,宗室供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不断增长的宗室支费,越来越沉重地压迫着州政府。

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泉州人名录·真德秀》)第二次出任泉州知州。他曾上长篇奏章,讨论维持南外宗室所需的支费问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万有文库本)奏章具体介绍,按照最初的安排,州和路一家一半提供宗室应瞻支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路想方设法取消了这项义务,而州则不得不承担大部分负担。时仅俸钱和米价钱两项,泉州每年计出备14.37万贯,其中俸钱9.06万贯(总数为14.5万贯,市舶司提供剩下的5.44万贯);全部米钱6.06万贯(20200石米,每石3贯)中的5.31万贯,剩下的0.75万贯由兴化军负担。还要负担南外宗正司的行政和学校的开支,则所谓“官子之养廉,宗学之养士”,每年钱1.11万贯、米1500石(合0.45万贯),也皆由泉州出备。

真德秀列举了泉州在过去几十年中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困难。由于充足的税源和繁荣的海外贸易,直到庆元年间(1195—1201年),维持宗室开支都还不成问题。但是,由于豪强大地主的侵占,税源减少,再加上贸易的衰退,这项支费变得越来越沉重,泉州政府无计可施,只得寅吃卯粮,预征一两年的赋税,惹得百姓怨声载道。

其有甚者,如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8·宗子请给》(中华书局,1983年)所载,南渡后,宗室按实际人数“仰食县官”,西、南两宗无赖者,“至纵其婢使与闾巷通,生子则认为己子,而利其请给”。

真德秀的对策如何解决地方财政压力,又不扰民?

真德秀(《泉州人名录·真德秀》)对于地方政府越来越沉重的宗室支费负担的解决方案,不是要削减宗室补助,而是要重新分摊宗室支费,增加转运司和市舶司承担的份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宗室支费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分担。(《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万有文库本)而要增加市舶司承担的份额,就必须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泉州是南宋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经济繁荣主要依靠发达的海外贸易(海丝之路·兴盛篇》)。

真德秀再知泉州时,针对泉州实际情况,严整泉州市舶,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刑法,强迫放洋,“泉州市舶司拘于岁课,每冬律谴富商,请验以往,甚有不愿者,照籍点发”(《宋会要·刑法》)。

这次整顿市舶,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泉州港海外贸易下降的趋势,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海上商贸的往来与发展,减轻泉州百姓的负担。

宗室参与海外贸易的问题宗室从事商业活动是普遍现象宋朝社会经济发展很快,社会各阶层都参与商业活动,官吏从商风气愈来愈浓,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皇族宗室也很早就从事商业活动。

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八月,枢密院作出规定:“皇亲诸宅置船,长公主二,郡县主一,听于诸河市物,免其差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八月戊申》)就是说,允许他们置船自由贸易,并可受到免差拨的优惠。

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时,有更多的皇族宗室参与商业活动,“诸王邸多殖产市井,日取其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7·嘉佑三年八月辛酉》)南宋以后,宗室弟子“为懋迁之利,与商贾皂隶为伍”(《宋会要·帝系6之13》),“不免散居民间,出入市井,混杂市民”(《宋会要·帝系6之12》)。

宋代宗室不仅自己从商,而且将宗女与外商联姻。

北宋·元佑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

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之。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朱彧《萍州可谈·卷2》)许多外商凭借其雄厚的资财,通过与赵宋宗室联姻,而取得授官的机会。

“先是宗室租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与官民争市婚为官户”,“今遐僻贱人,争以国姻自召,商较财币,仅同贸易。坐堂而拜者为舅姑,同牢而食者为夫妇”。

可见,外商与宗室联姻者当不在少数,故以“非以尊国示民范也,朝廷始严其法”,加以禁止。(晁补之《鸡肋集·卷62·朝散郎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杜公行状》)南外宗室大量从事海外贸易活动宗室直接参与海外贸易的情况,现存史料稀少但却富有启发性。

最直接的证据是上面提到的两名高级宗司官员赵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和赵士雪刂,他们不仅参与贸易,还利用权势非法巧取豪夺商人的海舟。禁止南外和西外宗正司官员参与海外贸易的条令,显然只适用于宗司官员《宋会要辑稿·职官》。

泉州居住着数量众多的宗室,对宗室的禁令显然是禁而不止,肯定有不少人至少作为投货者私自参与了经商贸易。以至于明·何乔远《闽书·卷116》记述:嘉定中“南外宗子,商于泉者多横”。

《宋会要辑稿补编》载,淳熙元年(1174年)有报告指出,泉州南外宗司官员虽然领有官俸,却私自造酒,在宗室成员中销售。这类行为从此遭到禁止。这件事虽然与海外贸易无关,但却揭示了宗室官员存在生产经营行为,由此引人联想。

明朝前期,南外宗子后代赵王缶(“王缶”合一字。号古愚)在《天源赵氏族谱》所订族规中说,“若商则多本多利,与官有匹也。行货度日,安分取财,不沦丧肌魄,亦祖宗有赖之人”。这是总结前辈经验,对宋代南外宗子及其后代从事商业活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是祖宗有赖之人。

南外宗室海外经商的最有力物证——后渚宋代古船宗室参与海上贸易的最有力的证据,是1973年在泉州城外十公里的后渚出土的一艘巨型远洋船。船随后被运往开元寺,建立了专门的博物馆。(《泉州造船业·后渚港宋末沉船》)船身长78英尺,宽29.5英尺(24条横梁,每条长23.8米),吃水很深,有12个舱壁,显然专为海上航行而建造。船的相关年代可以精确到景炎二年(1277年)。船上所载是典型的宋代进出口货物:5060磅(2295公斤)来自东南亚的香木、胡椒、槟榔、玛瑙、玳瑁、朱砂和索马里龙涎香。

作为近年来重大的宋代考古发现之一,该船引起了学者与公众的浓厚兴趣。1990年,厦门大学傅宗文教授发表论文《泉州古船:宋季南外宗室海外经商的物证》(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断定大船属于南外宗正司,大船的完整历史意义这才显露出来。

古船发现木牌签96件,其中“南家”18件,“南家记号”1件,计19件,占出土木牌签总数20%。还有许多与宗室有关的木牌签。

据傅宗文考证:木牌签中的“南家”为泉州居民或南外宗正司所属官吏尊称南外宗子的徽记;

“安郡”为安定王派的徽记;

“河郡”,商王·赵元份四世孙仲霜封河东郡王,河郡为该房的徽记;

“昶郡”,商王·元份五世孙士雪刂卒后封赠咸安郡王,古船发舶在恭王时,故避恭王·显,将“咸”改为“昶”;

“兆郡”,南外京兆夫人的省称。

该船出土的木牌签,还有南外宗正司官吏的标识:“朱库国记”,朱姓监亲睦库官;

“稠司”,亲睦库稠姓攒司,“曾干水记”、“张干水记”、“林干水记”,曾干、张干,为宗人家干。上述可以看出,南外宗正司的官员事实上已转化成为海船的官纲纲首。

显然,这艘船属于宗室。它从东南亚运回的奢侈品有力地证明,南宋晚期的宗室直接参与了海外贸易。宗司官员参与贸易的原因,肯定与贪婪脱不了干系。但是,从1130年代到1230年代,宗室成员的人均补助额大大下降,而泉州政府又面临财政困难,难以承担支付宗室补助的义务,因此南外宗司官员利用贸易利润来养活宗室成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宗室任职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是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设置的。北宋期间,泉州市舶司提举中没有一个宗室担任。

南宋时,南外宗正司迁泉州,由于市舶司承担着宗室应瞻支费的一大部分,因此常常任命宗子充任泉州市舶司官员。据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的研究,从建炎迁南外宗正司到泉州,至南宋灭亡,南宋共有87名提举市舶,其中宗室10人,占11.5%。他们是赵汝彧、赵汝谠、赵亮夫、赵不熄、赵崇度、赵汝适、赵彦侯、赵希懋、赵师耕、赵孟传。其中赵崇度、赵汝适、赵师耕、赵孟传均以知州兼任市舶司提举。

这10人及其任职时间如下:赵汝彧:约绍熙元年至五年(1190—1194年);

赵汝谠和赵亮夫:约开禧元年至三年(1205—1207年);

赵不熄:嘉定六年(1213年);

赵崇度:知州兼市舶司提举,约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年);

赵汝适:知州兼市舶司提举,嘉定十七年至宝庆元年(1224—1225年);

赵彦候:约绍定元年至六年(1228—1233年);

赵希懋和赵师耕(知州兼市舶司提举):淳佑七年(1247年);

赵孟传:知州兼市舶司提举,景定三年(1262年)。

10名宗室担任泉州知州和市舶司提举,获得直接干预海外贸易的机会。市舶司机构成为宗室影响海外贸易的重要领域之一。他们有几人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促进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

赵汝谠:“抵节读书,与兄汝淡齐名,天下号称‘二赵’。”赵崇度(1175—1230年)赵崇度是前任宰相赵汝愚的第五个儿子,大约于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年)担任提举福建市舶(市舶司设在泉州),时知州为真德秀。(《泉州人名录·真德秀》)赵崇度一到任就碰上一项积弊。商人们冒死渡海远道而来贸易,番舶抵泉州时,犀象珍珠之属,悉选充献,名曰“呈祥”;检视者受资,接收舶货时,吏又取龙脑一厘。重征、强买、乾没,致使番商畏苛索,苦“和买”,不敢前来泉州贸易,到达泉州的船只锐减。每年才三、四艘。

针对这种情况,真德秀(也是崇度墓志铭的作者》)和赵崇度革前弊,罢“和买”,禁重征,税例如定制,深得番商的欢心。在他们的努力下,经过一年整顿,第一年海舶至者18艘,第二年24艘,第三年增至36艘,泉州海外贸易得到恢复。(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3》)赵汝适(1170—1231年)汝适的父亲赵善待(1138—1188年 )是一名成功的地方官,还是儿子们严格的老师。他引导儿子们博览群书,几个儿子后来都成为出色的学者(袁燮《絜斋集·卷17》)。早年的教育为汝适写作《诸蕃志》奠定了良好基础。

赵汝适嘉定十七年 (1224年)九月以朝奉大夫来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市舶司设在泉州),宝庆元年 (1225年)七月兼权知泉州 ,同年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事。

赵汝适一身兼三职,这种情况绝无仅有,可知南宋朝廷对他之倚重。(《泉州人名录·赵汝适》)然而,使他留名史册的,却是他在宝庆元年完成的着述《诸蕃志》。(《泉南着述·诸蕃志》)赵汝适在《诸蕃志·自序》中说,朝廷在泉州、广州设置市舶司是“盖欲宽民力而助国用,其与贵异物、穷侈心者,乌可同日而语”。在这一思想认识下,赵汝适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他在泉州任内,“暇日阅诸蕃图”,“询诸贾胡,稗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

《诸蕃志》记录了13世纪中国人所了解的亚洲、非洲,甚至地中海地区的海洋世界,其史料价值无以伦比。汝适在写作中使用于商人的口头叙述和市舶司的书面记录,先记国家和文化,再记输入中国的商品种类。这部书开拓了中国文人对远域殊俗的了解,是研究海洋商业史的无价文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汝适对海上贸易的影响最为深远。

赵彦候赵彦候约绍定元年至六年(1228—1233年)兼任市舶使和知南外宗正事。他一扫贪婪腐败风气,还充实了市舶司的金库。许多外商来泉州贾易,“舶琛满”,他的部下援引旧例,进奉番货给他,他“笞而却之”。

赵彦候“仕以廉平,泉人大悦”。

宗室的市舶使中,也有腐败的。

如《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嘉定间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不熄,因为“多抽蕃舶,抄籍诬告”,即勒索外国商船、涂改记录,受到弹劾,遭到降两官放罢、永远不得任监司、郡守差遣的处分。

有人指出,在淳熙十三年至嘉定七年(1186—1214年)的28年间,有5任市舶使因腐败而罢官,赵不熄是其中唯一的宗室。

参与九日山海神祭祀活动到12世纪晚期,泉州宗室已经同频繁的官方的海神祭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宋朝,泉州官府为迎送蕃商首领,鼓励来泉贸易,每年春夏秋冬之交,泉州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都在 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昭惠庙举行“冬谴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盛典,敬祭海神通远王。

“祈风祭祀”有一年一度,也有一年两度。上半年多在阴历夏四月间的回舶南风时举行,下半年多在冬十、十一月的遣舶时举行。(《泉州山川·九日山·祈风碑刻》、《海丝之路·兴盛篇·祈风祭祀》)这种活动,根据现存的九日山祈风石刻,最迟从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就开始了,仪典由泉州郡守、提举市舶主持,隆重肃穆,礼毕勒石记事。

南宋,随着南外宗正司迁到泉州,南外宗官员和宗子也加入祈风活动,有时南外宗正还成为主持人。

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9)研究表明,在南宋明确记述11次祈风经过的10方摩崖石刻(最早为淳熙元年[1174年]虞仲房所刻,最迟为咸淳二年[1266年]赵希忄宅石刻)中,几乎每次都有宗子参与,其中泉州郡守兼市舶司使的赵师耕和知南外宗兼知郡事的赵希忄宅各主持一次祈风典礼。所记载的参加祈风典礼的南外宗正司官员有典宗赵子涛、宗正赵师淯、赵公迥、赵善车并(“车并”合一字),其中宗正赵师恕因到开封,未能参加颜颐仲主持的祈风典礼。宗子参加祈风典礼见诸石刻的还有赵子张、赵善琛(去“王”字旁)、赵不易(加“辶”)、赵时亻番等。

宗室和南外宗正司公开参与这些仪式的动机不得而知,但他们的参与,本身就表明统治阶级对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视,以及宗室与海上贸易之间众所周知的密切关系和对海船平安的关心。

宗室的消费宗室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带来罗、绢、纱、绫等新产品,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以及先进文化,促进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

商品消费南宋时期,泉州海外贸易十分活跃,宗室是这种商业活动的最为重要消费者之一。

宗室成员有俸禄(有官人)有补助,买得起奢侈品,有的人甚至有能力大宗消费,而奢侈品构成海外贸易的主流。不知道那艘“后渚古沉船”中的货物,有多少是为宗室而非开放的市场谁备的,但可以想像宗室当局必定有能力保有那些上等之选。

1975年10月,福州北郊浮仓山发掘一座南宋·宗妇墓葬。这座墓从未遭到破坏,因此保留了宗室作为消费者的生动例证。(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1982年)墓主黄昇(1227—1243年),卒于淳佑三年(1243年)。她和她的丈夫将仕郎赵与骏(1223年生)都出身于显赫的家族。

黄昇的父亲是侯官人黄朴;

赵与骏的祖父是皇族赵师恕;

黄朴和赵师恕都是朱熹高弟黄斡(1152—1221年)的学生,两家因此结亲。

这两个家族都出自福州,但却都与泉州有着重要关系。

黄朴是绍定二年(1229年)己丑科状元,端平元年至三年(1234—1236年)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使,主管外贸大权。

赵师恕曾任泉州南外宗正司宗正,淳佑三年(1243年)辞职。

墓中出土大约201件女性服饰、153件织物,大都图案精美,织工上乘。这些高品质的丝织品正是供出口用的。

傅金星《略谈南外宗对泉州的影响》指出,其中二匹丝料两端均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加盖长方朱印;另一作“□□□司”和篆体“赵记”朱印。这批随葬丝织物,有纱、绉纱、绢、绫、罗、缎六大类,应该是赵师恕、黄朴在泉州任上选取的泉州产的优质丝织品。(《泉州织造·南宋》)并非所有宗室成员都像黄昇。

黄昇和她的丈夫都处在宗室等级的上层,很难作为典型。但是,突然有几百名完全由政府养活的宗室在泉州落户,过着以普通人的标准衡量绝对奢侈的生活,必然对当地经济,特别是海外贸易构成了强有力的推动。

在东亚的历史上,像临安这样,先成为首都,而后靠着不断涌入的赋税和来此定居的富人赢得繁荣发展的城市,通常是依靠赋税维持发展。泉州虽然从未成为首都,但是,南外宗正司的建立,虽然对泉州政府构成负担,但在差不多整个12世纪,也使泉州吸纳了过去没有的消费资金。一是每年至少3万贯的宗室常费注入。这个数字是绍兴元年所确定的6万贯的一半。真德秀指出,这3万贯由路提供。二是宗室官员的薪俸。毫无疑问,部分薪俸会流回泉州。三是宗室成员及其仆从的消费精英。

文化消费除商品消费外,还有文化消费。

南外宗正司皇族入泉时,带来的中原宫廷文化。不少宗室随带戏子家班以及永嘉杂剧等,在家中大肆演戏歌舞,以供娱乐。戏子家班多由童龄男女组成,泉州人叫做“戏仔”,又叫“七子班”。这些音乐同闽南地方音乐互相渗透融合,孕育出泉州南音来。有些家班流散民间,与下南戏、上路戏同时存在,互相影响,有逐步演化为梨园戏。

“七子班”也因此称为“小梨园”。(《泉州文艺·南音、梨园戏》)南宋时的泉州,因对外贸易交通和经济高度发达,大量的中外客商和文人学士莅泉,文化也蓬勃发展,呈现“千家罗绮管弦鸣”的繁荣景象。泉南滨海国内外商船停泊之处,歌馆、酒楼、茶肆林立,拥琵琶而弹唱南乐的歌女比比皆是。

宋亡后,蒲寿庚(《泉州人名录·蒲寿庚》)大灭泉州赵氏皇族,以至于后来的皇族后裔制定的53条《家范》(《天源赵氏族谱》)中,吸收教训警戒子孙云:“家庭中不得夜饮妆戏、提傀儡娱宾,甚非大体。亦不得教子孙童仆习学歌唱戏舞诸色轻浮之态。”如果说宗室曾经为泉州最繁盛的时期作过自己的贡献,那么,他们也助成了泉州在13世纪的衰退。这并不是因为宗室成员剥削太过,而是因为路中断了对宗室的供给,由此切断了泉州以外资金的来源。而供给水平的降低又使得宗室的消费水平变得越来越低。

宋室倾覆和蒲寿庚降元德佑二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军南下,三月陷临安,恭帝降,南宋事实上灭亡。

南宋·遗臣奉恭帝兄赵昰入闽,欲图恢复。五月,赵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为端宗,年号景炎。他们冀得泉州的外籍官员蒲寿庚之助,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因此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更大的权力。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蒲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闽。为避元军,并冀得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之助,陈宜中、张世杰率舟师十万,奉端宗·赵昰等,放弃福州,航海南下抵达泉州城南郊法石下辇村,“欲作都泉州”。(《泉州人名录·蒲寿宬、蒲寿庚》)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初,蒲寿庚在泉州知州田真子的支持下,投降元军。关于这段历史,记载充满差异,事实叙述互相矛盾,但事件的基本轮廓还是清楚的。

元·至正(1341—1368年)间释大圭《梦观集·筑城曲》写道:“吾闻金汤生祸枢,为国不在城有无。君不见泉州闭城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泉州人名录·大圭》、《泉南着述·梦观集》)明·何乔远《闽书》记:“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寿庚将舟以从。

寿庚闭门拒命,与州司马田真子上表降元。”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记:“宋幼主过泉州,宋宗室欲应之,守郡者蒲寿庚闭门不纳。”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记:“宋主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共掠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以上资料,对于景炎帝至泉州一事,或说蒲寿庚“闭门不纳”、“闭门拒命”,或说“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

因此,宋军改泊泉州外渚獭窟。宋军以船舶军资两皆不足,“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蒲寿庚怒,派亲信孙胜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军。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公历1277年元月),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献城降元。

《泉州府志》转引《方舆纪要》:“宋·蒲寿庚据郡降元。”张世杰只得护送端宗匆遽移粤,经漳州趋潮阳。临行,抢走停泊在法石一带的蒲氏海舶400多艘。

泉州宗室大屠杀蒲寿庚献城降元后不久,即在城中发难,尽杀泉州的南外宗室。规模宏大的南外宗正司及睦宗院等建筑,毁之一炬,顿成废墟。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9·寺观志·城中寺观·水陆寺》:“景炎(1276—1278年)间,叛贼蒲寿庚尽害宋宗室,司废。

”(《泉州人名录·蒲寿庚》)后来此处改为织染局。明代,织染局迁至南俊巷,这里均被占用,南外宗正司只剩遗址。

关于大屠杀的细节,记载有些不同。

大屠杀发生的时间关于大屠杀发生的时间,有两种记述。

一说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张世杰自潮州从海上回军攻泉州城时。

明·何乔远《闽书》记:“明年(指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张世杰自海上回军攻城,寿庚遣其党孙胜夫诣杭求唆都援兵,自与尤永贤、王与、金泳协谋拒守,尽杀淮军、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杰解去。”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记:“及张世杰回军攻城,宗室又欲应之。

寿庚置酒延宗室欲与议城守事,酒中尽杀之。”郑思肖《心史》:“(景炎)二年丁丑(1277年),泉州素多宗子,闻张少保至,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叛臣蒲受畊闭城三日,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一说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端宗·赵昰至泉时。

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记:“宋主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共掠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大屠杀的地点有的记载说,当时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张世杰要回来收复泉州,于是宗室们聚集到泉州港口,去迎接这位宋人爱戴的英雄,屠杀随后发生。

有的记载说,蒲寿庚设宴会款待宗室,在酒席间下了毒手。

还有记载说,屠杀一共进行了三天。

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闽书》云:蒲寿庚“尽杀准军、宗子之在城者。”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云:“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但蒲寿庚究竟杀了多少人,资料说法不一。

宋宗室太祖派十二世孙赵由在元末完成的《璿源图谱》中说:“……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悉为其(蒲寿庚)害。”郑思肖《心史》说:“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永春云台赵氏族谱》记杀五千余人 。

《南外天源赵氏族谱》记杀三千人 。

《宋史》说二千三百余人。

《泉州府志·纪兵》说:“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日本·桑原氏《蒲寿庚考》引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说:“尽杀宗室千余人……此当仅为男子能执武器者。”据王寒枫《关于蒲寿庚几个问题的探讨》考证,估计蒲寿庚大概屠杀了六、七千人。其中: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说,绍定间[1228—1233年]南外宗室有三千三百余人),淮兵二千五百人,士大夫不知数。

大屠杀的动机蒲寿庚对宗室赶尽杀绝的原因是什么?所有史料对此不置一词。但是,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认为三个可能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第一,宋朝廷对蒲寿庚的态度激怒了他,而这种愤怒转而激起了他对宗室的屠杀,宗室与王朝而非政府密切相连,因此,屠杀宗室便是直接打击朝廷。

第二,蒲寿庚有可能从元朝将领那里得到了鼓励,据记载,蒙古一军队占领福州之后,西外宗司的宗室“遭到灾难”,所有的宗谱记录都被毁坏了。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蒲寿庚并非单枪匹马。

贾志扬同意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中的分析:维持宗室的负担以及宗室的目中无人,离间了他们与泉州精英社会的关系,使泉州精英向蒲寿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蒲寿庚是提举市舶司,因此他不可能独自命令军队向元朝投降,更谈不上独自举行屠杀了。泉州知州田真子是蒲寿庚的主要盟友,他是泉州人,1256年的一甲进士。宗室与泉州的命运在一起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阴晴圆缺,到最后,宗室却成了赘疣,绝大多数地方精英支持蒲寿庚除掉它。

实际上,蒲寿庚的降元,背后确实有一股强大的地方精英集团在支持他。他们对当地的政治和防务,都有很大的左右力量。除上述有调遣泉州军队之权的泉州知州田真子之外,还有世居泉州、三代武卫左翼军统领夏璟,以援城功授永春县达鲁花赤的林纯子,“以全城功归诸故家”的颜伯录,蒲寿庚的党羽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

赵由馥的叙述在成文于元·大德四年(1300年)的赵世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序》中,保存着赵由馥对大屠杀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这是对大屠杀事件最可靠、最生动的记载。

赵由馥生于咸淳六年(1270年),大屠杀发生时7岁。在逃过灾难后有一孙姓养父收养,改名孙由馥。

赵由馥说(据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英文版引文的汉译):“我出生在泉州睦宗院,属于(宗室中)卑微的一支,我的名字记载在玉牒上。

景炎(1276—1277)年间,王室式微。我才七虚岁。年幼的皇帝在(元军追)兵的逼迫下,靠近城门。招讨使蒲寿庚这个叛臣却关闭城门,阻止任何人进城。

而后蒲寿庚对宗室进行了大屠杀,无论老幼,一共杀了三千多人。我也在刀刃之下,幸好有位善良仁慈又没有儿子的人垂怜,他从马上跳下来,把我抱过去,上马离去。

这位善人后来成为元朝的平章。他把我带到河北的家里,作为继承人抚养。”逃 亡在“国破家亡”时期,南外宗正司皇族全部男丁几乎全部惨遭杀害,或者说至少那些居住在宗室宅院中的宗室都已在大屠杀中消亡,只有个别或外出,如时任浙江监税官的赵与蕃游宦于外,幸免于祸;或从被虏元营逃回才幸而保存下来。根据一则明代中期的族谱序言,泉州的宗室后裔只有八九支。

宗室幸存者逃至远郊邻县,四处避难。

明·赵王缶(“王缶”合一字。参见《泉州人名录·赵王缶(“王缶”合一字)》)《南外赵氏天源积庆图》载:赵氏皇族“或罹兵革,或窜姓名,或弃谱牒,或投遗像于水火,生且存者,所真字号,亦或去之不敢用,惧祸也。”太祖派德昭后裔在泉幸存者为“四由”:赵子镠后裔赵由瓗、赵由腾,赵子侁后裔赵由馥、赵由钝。

赵由钝被外家姑姑救了,出走寄迹于武荣(今南安丰州)外祖辜氏家。

崖 山 兵 败蒲寿庚闭城拒命,张世杰率淮军攻城不克,便奉端宗一行南下粤东,辗转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端宗·赵昰来到雷州半岛的碙洲,由于在逃亡途中受到飓风惊吓成疾,四月十五日死于碙洲,年仅11岁。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祥兴。

雷州失守后,赵昺小朝廷窜至崖山。在元军的总攻下,宋军兵败,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陆秀夫负帝投海自尽。官员、妇女、将士们也纷纷随之跳海。崖山之战是元军消灭南宋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灭亡。

赵昰、赵昺的随从中有宗室,战前集结起来的武装力量中不乏宗室存在,但是,他们的故事没有留存下来。

元朝对宋朝残余宗室的态度元朝政府对宋朝宗室并无统一政策元朝政府似乎对宋朝宗室并无统一政策。

《南外天源赵氏族谱》记载一件事,他的最早版本来源于清·乾隆《泉州府志》:当蒲寿庚降元时,低级官员赵必晔逃到乡间,田真子派兵抓他,必晔杀了七个抓他的人,最后被俘,被带回泉州。在泉州,他与知南外宗正事赵吉父含泪作别。屠杀时,蒲寿庚叫人绑了他,正打算杀他,却被一名元朝的指挥官制止。

必晔后来在泉州东部平静地度过余生。

赵孟頫(1254—1322年)的任用和提拔表明,元朝也并不禁止宋朝宗室出仕。

赵孟頫是孝宗之父的五世孙,从理论上讲,孟頫是宋朝末代皇帝的有服宗亲。

孟頫出生于婺州兰溪县,父亲曾任湖州知府。宋朝灭亡时,孟頫还很年轻,入元之初十年,他在南方陪伴一群忠诚的遗老。元·至元廿三年(1286年),他和一群着名学者一起被说服,加入元朝政府。经历漫长而成功的官僚生涯之后,孟頫做到了翰林学士承旨和兵部郎中。此外,孟頫还以诗人、书法家和画家而闻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

但是,元政府却随时准备扑灭任何复兴宋朝的企图。至元廿年(1283年),赵良駖率领万人起兵谋求复兴宋朝,但很快失败,良駖也在当年丧生。有鉴于此,蒙古人严密搜捕赵姓,逼得他们散走四方,隐姓埋名。(赵锡年《赵氏族谱》)五年之后,至元廿五年(1288年),福建漳州又爆发打着宋朝旗号的叛乱,虽然并无宗室卷入,但却引发了政府的类似反应。广东,泉州、福州的宗室遭到围捕,作为囚徒被遣送到北方。叛乱平息之后,他们才获准返乡。(赵世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遭遇这样的事件,宗室家族的恐惧是自然的。许多家族在整个元朝都隐姓埋名,还有一些家族为了躲避当局而逃到偏远的农村。

赵德懋《清漳银堂赵氏族谱》记载,其先人赵与仿逃回漳州西部大山深处的家乡,平静地度过元朝。

赵世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记载,前泉州知州之子赵宜春,避元在山中过着隐居文人的生活。

当然,这只是在宋、元更替中幸存下来的宗室的一小部分,即使加上泉州大屠杀的被害者,这些宗室也很难说有多大的代表性。

赵由馥自传表达的意蕴虽然宋宗室家族的恐俱是真实的,他们也的确曾经多次遭到元朝政府的迫害,但是元朝当局对前朝宗室并非总是敌视的。

在《南外天源赵氏族谱》保存的赵由馥的自传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宋以后时代的模糊性。

他在养父家以孙由馥的名字长大成人,进入了首都的太学。对于一个南人来说,这是很罕见的待遇,更不要说是前朝的宗室了。他对孙氏养父充满感激,养父死后极尽孝道地服丧,但他却描述自己如何不能忘怀过去,经常想到水的源、树的根。

后来,赵由馥回到泉州老家,与他的叔叔一起得到了免除徭役的待遇,收回了家族墓地。给他们这份帮助的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泉州路总管。

接下来由馥首先祭祀祖先,告慰死者。他不知道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们的忌日,无法单独致祭,只能满足于四时祭祀,因此深感痛心。后来,他修建了祠堂。邻居们都跑来祝贺,上了年纪的人来讲话,忍不住啜泣。

只有田家的人没有来。虽然田真子是蒲寿庚降元的主要盟友,但蒲寿庚却杀了他的几个儿子,二人已经决裂。这让由馥感到黯然:“那夺了我们的宅院、占了我们的稻田和花园,毁了我们的坟墓,抢走我们珍贵之物的,都是这个人(指蒲寿庚)的子孙。这让我想到,历朝历代,王室的子孙是怎样被消灭的。自古就是如此!”这段感慨虽然是由田家诸子的死而引起的,但很显然由馥心里想的主要是宗室的灭亡。

接下来,由馥描述了至元廿六年(1289年)叛乱之后宗室在北方受到的囚禁,最后,他警告自己的后代灾难是怎样的难以避免。

由馥的文章在他本来的写作意图之外,还透露了更多的消息。他能够在宋朝最后覆灭之后不到十年(显然,他回乡是在1289年叛乱之前)就回到泉州,修建祠堂,公开祭奠遭到屠杀的宗子、宗女,实在令人户惊讶。尽管这一切只有在一位有同情心的官员治下才可能发生,但是却表明元朝对待宋朝宗室的政策并非铁板一块。

宗室是皇权的造物,即使在南宋也有着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而进入元朝的赵宋宗室早已不复如此。除了在叛乱中重获的一点微弱力量之外,前朝的赵姓宗室对元朝国家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可以受到通融照顾——如果地方官愿意的话。

由馥的叙述还解释了宗室后裔表达宗室身份的新方法。作为社会的政治实体的宗室已经不存在,子孙后代的任务便是从过去中寻找可以转化为现时意义的东西。对由馥,以及与他在同一年写作的赵若和来说,这包括讲述他自己的经历,恢复祖先祭祀,由此将宗室和宗室以后的家族连接在一起。对于谱牒作者来说,这意味着展示一条一直通向宋朝皇帝的父系族谱,仅此而已。

明代残存的宋宗室后裔慢慢恢复生气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这时南外宗正司已成为历史遗迹,赵氏皇族也沦为普通老百姓,但作为历代望族的赵氏,却慢慢恢复生气,迎来复兴“乡贤名宦”时期。

赵由瓗第四代孙赵惟宪,选郡庠生,尝教授于乡,重建祠堂,修谱牒。

赵由腾第四代孙赵惟珤,成化元年乙酉(1465年)中解元,登丙戌(1466年)进士第,授刑部浙江司主事,迁员外郎,转奉议大夫、广东按察司佥事,奉敕提督学政。

赵由馥第四代孙赵惟祥之孙赵本学为明代着名军事理论家,其着作《赵注孙子兵法》广泛流传于日本及世界各国。

赵由钝第四代孙赵惟庚,永乐十五年丁酉(1417年)乡试进士,升潮州同知、化州知州;明代文人赵恒(赵特峰)嘉靖十三年(1534年)乡荐第五名,十七年(1538年)戊戌科进士,初授江西袁州府学教授,历任南京国子监监丞、户部江西司主事、工部虞衡司员外、户部云南司郎中、两浙盐运司同知、云南姚安知府,着有《春秋录疑》、《庄子涉笔》、《史记涉笔》。原甲第巷赵氏大宗祠有赵特峰塑像,大门外有着名思想家李贽题赠“乡贤名宦”牌匾。

到何乔远生活的明代末年,泉州时见宋宗室后裔。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6·杂志下》引《闽小纪》曰:“何镜山(何乔远)前辈《泉趋八首》内:‘宋家南外刺桐新,凤凰台榭冢麒麟。至今十万编民满,时有当年龙种人。’宋末泉州郡设有南外宗正司,聚诸潢属,今赵姓者多其后。”-----全文完,既然看到这里了,如果觉得不错,随手点个“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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