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其他其他

【各位】“圣人”画皮董绶金「下」

腾讯网 2016-03-18 SG讲故事 读取中... 人已围观

简介[摘要]藏书家刻书,这是明代以来的一个文化传统。至晚清民初之际,此风益盛,不但所刻书既多,而且校勘纸墨均精良,远超前人。在众多藏书刻书家之中,董康和陶湘两人最为出类拔萃,声名卓着。 高积顺谈及董康,称

[摘要]藏书家刻书,这是明代以来的一个文化传统。至晚清民初之际,此风益盛,不但所刻书既多,而且校勘纸墨均精良,远超前人。在众多藏书刻书家之中,董康和陶湘两人最为出类拔萃,声名卓着。

高积顺谈及董康,称“他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着名的版本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刊刻家和戏曲研究家。他爱书成癖,识书极具眼力,访求不辞辛苦,辑录不知疲倦,收藏多多益善,刊着不计成本。为中华民族古代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书籍的搜集、传播、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李新乾所撰「董康的藏书与刻书」一文,则对相关情形有相当细致的描述。鉴于前人论述与本专栏所涉论题关系不大,故在此无意机械转录旧文叙其藏书之盛,而是采撷众说,集中揭示董康的刻书情形及其与“红学”造假之关系。

藏书家刻书,这是明代以来的一个文化传统。至晚清民初之际,此风益盛,不但所刻书既多,而且校勘纸墨均精良,远超前人。在众多藏书刻书家之中,董康和陶湘两人最为出类拔萃,声名卓着。

董康藏书久负盛名,但其刻书影响更在藏书之上。清末民初以来,中华民族的雕版印刷书籍受到西方现代印刷术的巨大冲击,铅印、石印法普遍取代木刻,真正木刻景刊几成绝响。像董康这样家资富有的名士们眷恋顾惜雕版印刷传统,竭尽所能重刻珍罕善本,董康即以影印“异书”为其“天职”。

大致以辛亥革命为界,董康一辈子分为前期的收书藏书和后期的刻书印书两段。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光绪三十四年,董康任法律馆总裁时许,得到沈家本的赞助,即校刻一部元钞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董康常年在北京市法源寺寓所雇用刻精巧细致力刊书,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刻」等三十余种,并代吴昌绶、陶湘、蒋汝藻等人刊刻图书。李新乾称「诵芬室丛刻」是董康刊刻的最大一部书,积几十年之功,收书七十余种,三百七十八卷。这部大书一律用罗纹纸印行,书品宽大,装潢精雅,为清末民初以来刻书之冠。单以纸张而论,品质超越皇家所用的“开花纸”,可谓豪华之,历代罕有。

法源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实际建于武则天当政期间,寺内环境幽静,以丁香着名。1949年后,政府投资对寺进行全部整修,作为“中华民族佛学院”院址,现寺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源寺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法源寺后街,而法源寺后街“平行于广安门内大街,东西走向。西起教子胡同,东至西砖胡同,南侧与龙凤里、法源里相交,长228米,宽3.6米。该街因位于法源寺之后而得名”。西砖胡同“位于宣武区中部,牛街街道办事处辖域东部,广安门内大街南侧,南北走向。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与七井胡同相接,长585米,宽4.1米。清时许北段称史儿胡同,南段称西砖儿胡同。清末依旧。民国后统称西砖胡同,巷名沿用至今”。“胡同南段临法源寺处的平房院落都是寺之庙产,多为停灵所用,解放后改作民居。其中一处院落,为法源寺跨院,曾是民国初年法律专家董康的寓所。”。北京市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681页。)李新乾称董康“家住菜市口西西砖胡同一所简陋宅院,房屋亦不高大,而室内却摆满了书厨,其中多为宋元明旧椠,以及名抄、名校、名跋、稿本秘籍,一看令人心旷神怡。其中有不少明刊带图刊本的乡曲邨说书籍,董康先生颇喜爱这些东西,故藏戏剧、小说类书籍极多”。

董康刻书从来不顾惜本钱,校勘、写手、刻工都聘请任职高手,纸墨之选亦精益求精。魏隐儒称“董氏刻书重视质量,纸用上等棉连或六吉料半,墨选上等黄山松烟或五百斤油。选择底本也非常认真,均经校勘而后付梓,为藏家所称誉”。李新乾称“董康所刻书都依靠北京市文楷斋,珂罗版则在日本”。实际上,文楷斋主要是董康投资的刻书店,售书店铺在琉璃厂东街,刻字作坊则在法源寺董康寓所。文楷斋的一位“老师傅”訾瑞恒告诉李新乾,“文楷斋作坊在法源寺后院,与董康住宅为左邻右舍,其后门全通法源寺庙内”;“文楷斋在董康离世后,工厂歇业,工人四处分散”。

訾瑞恒是文楷斋晚期装订刷印名手,刻字作坊歇业后,訾曾回家种地,孙承俭主持的修绠堂又他聘用回来。后来修绠堂并入中华民族书店,訾瑞恒曾于1959年为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刷印「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有朱墨蓝色三种印本,极为精致。

承蒙天津市「今晚报」王振良先生惠赐旧刊旧文雷梦水所撰「刻书家藏书家董授经与文楷斋刘春生」,使我得以深入了解董康与文楷斋之关系。雷文称,董康“所刻之书皆由北京市琉璃厂文楷斋刘春生承办”,并对刘春生其人其事所述甚详。

文楷斋主人刘春生,出学于北京市杨梅竹斜街龙光斋刻字铺,学业期满,乃独自经营。最初在总统徐世昌的“承办公府刻书处”,专为徐世昌刻书,所刻书多至几十种,如「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颜李学」、「水竹村人集」等。文楷斋则创于民国八年正月十六日,先开始刻书营业,至五月十六日字号确定正式开业,采用“文楷斋”字号后,才接受他人刻书。

李新乾文称:“北京市有名的刻书家陶湘、沈家本都在文楷斋刻书。文楷斋起家于徐世昌,发家于陶湘、董康,因此董康离世,文楷斋即倒闭。徐、董、陶三家资本雄厚,每年先从三家拿一部分钱,到全国选购好木料、楮墨、工具,一年工人都有活做,别的就好说了。此三家要求非常高,尤以董康最高。”中华民族书店总经理马建农着「琉璃厂」一书对文楷斋有简要介绍,称文楷斋的店铺在琉璃厂东街路北,“光绪年后期有益堂书肆倒闭后店铺转给文楷斋。文楷斋自同光时许期在琉璃厂经营,将有益堂书肆的店铺盘下后,经营规模日渐增长,到民国后更是极为活跃,成为京城最为着名书坊”。关于刘春生为徐世昌刻印「清诗汇」和「清儒学案」一事,雷梦水的叙述过简略。实际情形是,徐世昌在总统任期时许「按即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于中南海设“晚晴簃”诗社,呼朋唤友,分任选诗,为文酒之会;至民国十一年,徐世昌离任居天津市,选诗仍继续,至民国十八年才刻成。徐世昌于事竣后,想前人体例编纂「清儒学案」,“于是邀聘旧友数人共为之,而徐仅任其名,负担经费,并未曾执笔”。夏孙桐、王式通、金兆蕃、闵尔昌、沈兆奎任编撰,傅增湘任提调,曹秉章任总务,陶洙任采书、刻书。“学案编纂经费,全由徐负担,每月致送编纂诸人车马费。盖此数人除一二人生活较裕外,多半皆赖卖文鬻字为活”。“至民国廿七年戊寅春粗毕,一面清稿,一面付刻,经陶心如交法源寺内文楷斋刻成”。请各位注意,董康和陶洙两人在1918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这近二十年间在为徐世昌刻书,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请各位注意的是,胡适于1922年4月21日首先得到的有关考证“曹雪芹”生平极为重要的材料「四松堂集」五册刻本,正是蔡元培从总统徐世昌的“晚晴簃”诗社借来的。而在两天之前的4月19日,琉璃厂的古籍书店“松筠阁”为胡适送来一部「四松堂集」付刻的稿本。胡适在日记中兴高采烈的写道:“然三日之中,两本都到我手里,岂非大奇!”没什么奇怪的,「四松堂集」付刻稿本就是陶洙通过松筠阁给胡适下的“蒙汗药”,「四松堂集」刻本则是陶洙和董康通过蔡元培给胡适下的药。

文楷斋刻书的主要主顾是徐世昌、陶湘、傅增湘等人。如为陶湘刻有影宋咸淳本「百川学海」十集百种,重刻宋本「儒学警悟」七种,影刻「宋金元明词」四十种,影刻元本「程雪楼全集」、「托跋尘影刊丛书」十种,影明汲古阁写本「松陵集」,重刻元本「辍耕录」、明洪武本「书史会要」。为军阀张宗昌“皕忍堂”刻印一部巨书「开成石经」等。为傅增湘刻影宋本「王荆公诗集」、「龙川略志」、「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等。

文楷斋最盛时许期拥有三、四百工人。写手有三十余人,以写宋体为主,其中以汪敏斋书法最佳,他们的秘诀是掌握“六笔法”。“六笔法”即指“横、竖、钩、撇、点、捺”。文楷斋所刻之书为世人所称道,为董康诵芬室所刻「中州集」是由几个人书写,择优刻板,所刻传奇小说,字体秀丽,绘图清雅,犹有明人遗意。

文楷斋刻印书籍的市场价钱多少呢?我当前掌握的资料不全,然而两则小史料颇能说明问题,一是吴承仕致同学潘景郑的信札,一是吴虞的日记。

大学者吴承仕曾是董康的下属,他在致同学大藏书家潘景郑的一封信中谈及为老师章太炎刻书一事,其中就列出了文楷斋的印刷标价:据文楷斋所开印刷费,“粉连六开每部二元四角,毛边每部二元一角,次毛边每部一元七角,如蓝色印,每部加四角。”不要小看这“每部二元四角”的价钱,放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算是非常高的价钱了。

容庚于1925年11月自述“曾费六角钱在地摊上买了一部与各本旧钞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1页)。这个“旧钞本”就是陶洙亲笔抄写的“程乙本”手写本,是活字“程乙本”据以付印的底本,现藏首都图书馆,通称“籀红室藏本”。各位觉得这“六角钱”很便宜么?

又雷梦水之「书林琐记」记叙,琉璃厂荣华堂店主孙华卿“1947年曾于西小市打鼓担上以三元购得一部传本稀见之乾隆壬子程伟元第二次活字印本「红楼梦」计一百廿回,售于薰阁”。各位觉得这“三元钱”很便宜么?

也许因为吴承仕与董康曾有同僚之谊,文楷斋给他开的价不算高;对照吴虞1925年的日记来看,文楷斋对吴虞的开价简直就是“宰你没商量”:诗二千三百三十三字,每百字洋一元二角,共合洋二十七元九角九仙六厘。红印夹连纸五十本,磁青色皮,装订成册,每本二角八仙,共合洋十四元。二共合洋四十一元九角九分六厘正。

。四川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266~267页。)据慧远之「〈清儒学案〉编纂经过记略」,「清儒学案」完稿付印,共208卷,计100册,当时许印行白纸、黄纸各100部。各位可以粗略估计一下,董康因为这一笔生意,从老好友徐世昌手里起码赚了上千元大洋。

尽管后人的回忆文章多称赞董康刊刻书籍之精良,但有对董康的严厉指控。如吴文祺「回忆“孤岛”时许期的郑振铎同志」一文写道:至于他所刊印的书,定价极昂,然而随便改字,极不可靠。例如他所翻刻的阮大铖四种曲,近代曲学专家吴梅曾得到原刻本,吴曾对振铎说:“董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日必发其覆。”后来吴梅在抗战时许期死于昆明,揭发董某的事,未能做的到。振铎购得原刊本「春灯谜」以后,很想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以竟吴梅未竟之志,而振铎未能完成这个任务,逝世了。国内不乏词曲专家,我希望他们能够揭露这个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剥去他的画皮,摘掉他的版本专家的桂冠!

马建农撰文称,文楷斋经营到五十年代初歇业,所留存的木版存放于“京城寺院”中。“当时许店主家中十分困难,其遗孀常用遗存的木版劈柴烧火”,被群众发现后报告给政府管理部门,当时许由北京文化局派人予以劝诫,并由北京文化局的名义所留存的木版作价收购,交由中华民族书店管理,曾经一度辉煌的着名的琉璃厂刻书铺终于消亡。马建农未说明文楷斋歇业后所留存的木版存放于京城哪座寺院之中,可是刘乃和写得清楚:法源寺西配殿当时许已成为文楷斋倒闭后存放杂物的库房,其中有木刻书板,包括徐世昌、董康等人所刻的书板。还存放着文楷斋未卖完的各种宣纸,有库腊宣、洒金宣、冰雪宣、珊瑚宣等,并有精美的水墨画彩色套版信笺。

正殿与西配殿衔接处有耳房,房门外有一小院,过小院可见大殿庭院,院极宽敞。耳房的北墙上开门,门就在法源寺后街,在后街进去,出入方便,刻不必从寺正门要穿过几层院子才能到达。另一方面,李新乾叙录董康所刻书板的流失情形与马文不同。李新乾称,董康所刻书板原来保存很好,1949年10月以往由燕京大学和修绠堂、来薰阁分别购藏。燕大购去「盛明杂剧」板,保存完好;修绠堂、来薰阁所购贮的木板“曾遭来薰阁老板娘劈柴造饭毁失惨重”。“解放后全集中于中华民族书店,大多书板都不全了。”清末「红楼梦」流行,首版于光绪十年的「增评补图石块记」这个版本为最,这是“护花主人”王希廉和“大某山民”姚燮的合评本,采用了当时许先进的石印和铅印手艺,印刷清晰,纸墨精良,校对详审,售价低廉,故极受欢迎,翻印者众。在这样一个市场大潮之中,董康伙同陶湘、陶洙弟弟,以木版刻印方式,伪托“嘉庆年间”书坊书贾之名,据「增评补图石块记」翻印了大量粗制滥造、被“红学界”称为“东观阁系列刻本”的假古籍。

我之因此能够公开指控董康和陶湘、陶洙的这一罪行,在于陶洙伪造“程乙本”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多达十七种的“东观阁系列刻本”无不与假古籍“程乙本”密切相关。而“程乙本”刊刻本也可以确定出自董康豢养的文楷斋刻字作坊。

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教授的曹立波,2002年在北京市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对“东观阁系列刻本”第一次做了深入系统研究。然而,曹立波及其导师张俊,特别是为曹立波提供重要研究资料的着名“红学家”杜春耕,知道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本”、“程乙本”和“东观阁系列刻本”的罪恶行径;所以,曹立波的“博士论文”基本结论完全错误,根本不能成立,毫无学术价值,事实上属于打着学术幌子制造混乱的欺诈行为,理应受到严肃查处。

张俊的概括,曹立波“论述了东观阁本批语对后世评点本的重大影响”,说明“受东观阁本批语影响最大的是姚燮,姚评借鉴了东观阁本90%的批语”,其他如王希廉、张新之等人“对东观阁本批语都有不同程度的参考”。这是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本专栏前文早已详细举证,张新之的评点完全是数十年间个人的独创,岂有参考“东观阁本批语”之理?

曹立波“博士论文”的统计,各位可以知道董康和陶湘、陶洙弟弟捏造子虚乌有的“东观阁”,至少伪造贩卖了哪些“东观阁刻本”及其收藏情况:1、“东观阁初刻本”。题名“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梓行”。国家图书馆、杜春耕有藏。现藏北京市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原本”,1926年马幼渔赠给胡适,此书扉页手书“东观阁原本,绣像红楼梦,本宅梓行”。这个“原本”是拆毁珍贵的程甲本装配贴改而来,贴补处大体照陶洙伪造的“程乙本”所改。

2、伪托“东观阁书坊嘉庆十六年「1811年」 重刻”的「红楼梦」。题名“嘉庆辛未重镌,东观阁梓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这个本子又伪托“嘉庆戊寅”和“道光壬午”重刻。另一方面,又有近二十家其他书坊本翻刻,是董康和陶氏弟弟的伪托。所谓“1811年刊行”的“东观阁评点本”,现藏天津图书馆、英国博物馆、纽约市图书馆等的。杜春耕藏有一部“1818年刊本”。

3、与“东观阁刻本”密切相关的白文本刻本:本衙藏板本,国家图书馆藏一部,杜春耕藏一部;伪托“嘉庆四年”的抱青阁刊本;「绣像红楼梦全传本」,中华民族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各藏一部,日本伊藤漱平、古城贞吉各藏一部。

4、伪托“嘉庆十一年”刊刻的“宝兴堂刊本”,北大图书馆、杜春耕藏。

5、伪托“嘉庆二十五年”的“金陵藤花榭刊本”,北大图书馆、杜春耕藏。

北大图书馆藏有一部伪托“同治三年”“藤花榭原板,耘香阁重梓”的刻本,此本原为俞平伯所藏。俞平伯称这个本子上“有许多评语,不知何人手笔”,而我判断这是伪托“光绪十四年三月古越朱湛”,由陶洙亲笔抄录的批语。我之因此能做出这一判断,是因为近年由杜春耕主持重印的所谓东观阁系列之一的“善因楼刊本”上,朱笔批语正是陶洙的特征笔迹。

“东观阁系列刻本”在学术上造成的混乱,远不止曹立波的博士论文,还涉及大批声名显赫的“红学家”;另外,包括曹立波在内的大批“红学家”利用“东观阁系列刻本”,散布谎言,制造了更大的混乱。当我在后文详细揭发论证陶洙伪造“脂本”和“程乙本”等假古籍的罪恶行径,各位就会知道这场学术上的灾难是何等触目惊心、令人切齿痛恨。

查实“圣人”董康及陶湘、陶洙弟弟的罪恶,还有个更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对比董康藏板与上述“东观阁系列刻本”字迹的付验情况。既然陶湘投资、孙承俭经营、后并入中华民族书店的修绠堂收购了大批文楷斋书版,有心有力者就应该去中华民族书店的秘藏中“抄家查赃”。

本文系腾讯「各位」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允许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好友圈”吧。[详细]【微资讯】新鲜 「 全球首个大型科幻主题公园落户贵阳!带你看看到底有多炫?

大家-独家

很赞哦!